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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在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史上,關於史家主體修養的探討是一個重要問題。梁啓超所謂『史家四長』說即是對這個探討的總結和概括。在這一理論成就的形成過程中,唐代史家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說及清代史家章學誠的『史德』說是關鍵環節。當然,任何學術成果尤其是理論上的突破,都必須以一定的思想積累爲前提與基礎,這種積累首先必須是學者個人的,而從更爲普遍的意義上講,它更是社會的與時代的。因此,從孔子、孟子的時代起,我們就可以發現與此相關聯的某種論述,並爲史學界所重視。本文所要討論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梁劉勰在其理論名著【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所提出的『素心』說,它亦可視爲從孔、孟到劉、章發展過程中的思想成果之一。從史學理論發展的大勢來看,這一理論概括與劉、章之說,具有明顯的內在聯繫。
一 『素心』說的提出及其史學含義
(一)『素心』說的提出與確認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介乎漢、唐兩大盛世之間的分裂時期。政權更迭、民族融合、儒學中衰、玄學大倡,成爲突出的時代特徵。在以上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與推動下,史學走上了迅速、多途發展的軌道,形成了『蔚爲大國』[1]]][1[[[[[[[[[[[ 的繁盛局面。史學著作數量激增、史書著述形式和體裁的多樣化、修史制度正規化、民族史學的興起與蓬勃發展、私人修史發達,均構成史學『蔚爲大國』的有機組成部分,並最終導致了史學在學術思想及目錄學中的地位得到確認。然而,與此同時,學術與政治、求真致用、文辭與內容等各種關係,亦由於受時代影響而體現出不同程度的矛盾,史學發展面臨新的問題。
史學的興盛與其同時存在的諸多弊端,爲史家主體修養理論的探索與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課題與發展契機。如張輔的【班馬優劣論】、干寶的【史議】及范曄的評司馬遷、班固,裴松之論評價史事,是從才與識方面出發立論,而時人對華嶠的評論『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2],則重在從學與識的角度論史家修養。在史家著史態度方面,最突出的論點莫過於要求史家恢復據事直書的實錄精神。『直書』已不僅是對某一個史家的贊語,而是成爲評論史家優劣的基本標準。這反映了這一認識從個別到一般的發展過程,而這種發展又是同史學領域中兩種作史態度的對立、鬥爭相聯繫的。北魏太武帝詔崔浩國實史,令其『務從實錄』;崔鴻私撰【十六國春秋】,自稱要將舊史『刪正差謬,定爲實錄』[3];常璩在撰【華陽國志】的過程中,對舊史記載中多怪異傳說的虛妄做法,予以尖銳的批評等等,都反映了史家對於史學客觀性的自覺意識。
在社會歷史與學術環境影響之下,劉勰撰成【文心雕龍・史傳】篇就不是偶然的了。加上他所具備的『博通經論』、『長於佛理』[4]的自身條件,使其長於從理論角度分析、歸納前人成果,也使得他的『素心』說具有了重要的啟迪意義。
【史傳】篇勾勒了從文字產生到【尚書】,再到當時的近代史學發展的大致脈絡,因此,被人們認爲是一部小型的史學發展史。從史學理論的角度看,劉勰所論至少具備了這樣幾方面的價值:首先,他認爲,史書是備載前言往事、令後人『居今識古』的重要媒介。沒有它,人們對『歲紀綿邈』的自身歷史就無法確切了解和認識。這一認識包含著對歷史與史籍(史學)加以區分的思想,在史學理論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其次,以【尚書】、【春秋】、【左傳】爲代表的古史著作,除了真實可信之外,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特點,乃在於它們『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舉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標勸戒』[5]的倫理教化功能和貽鑒後世的政治功用。也就是說,史書不僅要求其真,還必須在此基礎上,體現、闡揚一定的政治倫理標準,即『理』。這事實上已經點明了我國古代史學批評的兩個基本標準,同時,也爲他進一步拓展自己的論述確立了正確、全面的著眼點;再次,他不僅運用這兩條標準對戰國以來的史職、史家、史著演變情況作了條分縷析的評價,而且就其『偏駁不倫』、『疏謬少信』的原因作了分析,即『追述遠代,代遠多偽』,『俗皆愛奇,莫顧實理』,『記編同時,時同多詭』。在這幾方面認識基礎上,劉勰提出,爲了恢復古代史學的面貌,必須提出與時弊根本相對立的理論觀點,加強史家主體思想修養:『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只有具備了『素心』,史家才能避免主、客觀因素的干擾,修出符合古史之意的著作來。
這裡,在對『素心』進行理論分析之前,必須說明的是:當前流行的各家注本中,關於【史傳】篇有不同主張,關於其『素心』一詞,則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以金毓黻先生、陶侃如先生爲代表,認爲『析理居正,唯素心乎!』的『素心』當依清代黃叔琳的輯注本,改爲『素臣』,指左丘明[6];一種以范文瀾、楊明照、周振甫、趙仲邑等諸位先生的觀點爲代表,他們均沿襲紀昀對黃注的評論,認爲原本中的『素心』文意通順,可不必改爲『素臣』[7]。由於黃注屬推測之言,並無他本做爲旁證,而在【文心雕龍・養氣】篇中,亦有『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之語,用法與【史傳】篇非常相似,含義亦與後者相同。前後對照,筆者認爲,原本中的『素心』一詞沒有修改的必要,故本文論述,均以范、楊、周諸位先生的注本爲依據展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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