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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这是一份“断卖”契，也就是绝卖契。卖主李崇忠与其兄弟共同继承了其父遗下的一块土地，每年收租一石五斗，兄弟二人各得一半，现李崇忠将其分得的一半绝卖。既是绝卖，所出卖的应当是土地所有权，但是李崇忠和买主却明确地认为他们所交易的“业”是“送城租米”，甚至连土地的四至都无需言明，也无需将土地在其兄弟二人之间分割。可见，在清人的观念中，土地权利的核心并不是对土地作为物或不动产的占有与处分的权利，而是收益的权利。（注：章有义在对清代徽州地主租簿进行分析时也指出：“按照当地通行的习惯，田产的计量大都不按面积，但计租额，以租额多少表示田地多寡。”参见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6页。）理解这一点，对于了解和把握“业”的概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业”的概念在清代并不必然与土地所有权相关联，它还可能是指与土地权利有关的所谓“田皮”权，如：
立永远租契人正白旗汉军双成佐领下闲散五士祯同子国龄，因正用，今有祖遗老圈子地壹段叁亩，坐落……四至明白，弓尺开后。同中情愿租与王占元名下永远为业，凡盖坊(房)使土、安茔栽树，由置主至自便，不与去主想干。主明押租东千(钱)叁佰肆拾伍吊正，其千(钱)笔下交足不欠。因押租过种(重)，现租当轻，按每年每亩出现租东千(钱)五百文，共计租东钱壹千五百文。按每年拾月拾五日交乞(讫)，永不许增租押借夺佃，以(亦)不许劝(欠)租不交。一地二养，子孙世守，日后地随遗主，佃户仍旧，恐口无凭，立永远租契为证。(例4)（注：日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转引自孔庆明等编著：《中国民法史》，第594页。）
这是一份土地出租契约，立契人作为田主，将土地永久出租给王占元，从而形成永佃权。然而契约中亦将买主所获得的这种永佃权称之为“业”，可见，在清人的观念中，“业”并非仅与不动产所有权相关联。事实上，从这一契约对“业”的概念的使用中仍然可以看到收益权的作用：永佃权作为一种权利，包含着通过占有和使用土地而获得收益的权利指向，却并不涉及对土地本身进行处分的意义。顺治八年休宁县许元秀的一个卖契中对“业”的概念的使用，更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该契约称：
廿四都乙图立卖契人许元秀，今自情愿央中将承父阄分得辛卯年做过真君会半股并在会家火(伙)、田园、银两帐目一切等项，尽行立契出卖与族伯 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议定，作时值价银壹两叁钱整。其银随手收足，其会听从买主管业坐会收租。如有内外人拦占及重复一切不明等事，尽是卖人之(支)当，不涉买人之事。恐后无凭，立此存(照)。(例5)（注：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1137―1138页。） 这一契约的标的是在真君会的“股”。清代遗留下来很多有关会股交易的契约。这里所说的会，当是民间一种祭祖或祭神的组织。从现有的民间契约看，这种会的组织和运作形式大体上是，村民以一定的土地及农具入会构成会产，根据其入会土地及农具的价值确定其在会中所占份额，这种份额被称为“股”或“脚”；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以会产的收益置办祭神仪式，然后将祭神用品按股平分给会员，如果会产的收益在置办祭神仪式后还有剩余的话，也按股分配。每年的活动由会员轮值，或者是按股轮值。可见，会员凭借其在某一个会中所拥有的“股”或“脚”，不但每年可以获得固定的收益，而且在会产收益有剩余时其收益还可以相应地有所增加。因此，“股”是以财产权换来的收益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股”的概念有些类似于现在的“股权”概念。立契人许元秀在真君会中占有半股的份额，上述契约就是许元秀为将这种“股”卖给其族伯而立的。在这一契约中也使用了“业”的概念，立契人称将“股”出卖与族伯名下为“业”，并且在出卖后“听从买主管业坐会收租”。显然，在立契人和买主看来，在真君会的“股”与地权、田骨和田皮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业”的共同的、一般性的东西，这种一般性当是“业”这一概念的本质。比较一下前面提到的几个相关契约，不难看到，在清人的眼中，田骨是收取田租的权利；田皮是对土地加以占有和使用以获得收益的权利；而“股”则是凭借其在会产中所占有的份额获得收益的权利，收益权是股、地权、田骨、田皮等一系列契约标的的共性所在，被清人表达为“业”的正是作为这种共性的收益权。
下面两个契约分别是出典房屋和出卖永佃权的例子，在这两个契约中，立契人都表达了将一种收益权视为“业”的观念。咸丰十一年(1861)，闽南林子溥将其购置的房屋一处典卖给黄姓买主，为此林子溥立契如下：
立典卖契人南门外新巷林子溥，有明买行屋壹座肆落……兹因欠银别用，托中引就与黄衙上，典卖出佛番银壹百大员，每员库平陆钱捌分正。银即日同中收讫，其行屋听衙上重新起盖，管掌招租为业，不敢生端异言……限至十年足，听溥备契面银及起盖银一齐取赎，不得刁难。(例6)（注：《闽南契约文书综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7页。）
这是一起典型的出典契约，林氏将房屋出典给黄姓，约定典期十年，并允许黄姓在典期内于房屋所在地重新盖房，双方约定林氏在典期届满后以典银及起盖银(即新盖房屋所花费的款项)赎回房屋，（注：黄氏在该契尾部注有“同治五年四月黄书记税契司单布字柒百拾柒号”，表明原房主并未将该契所典之房屋赎回，并且已经交纳了契税，从而成为绝卖。） 据此，黄氏便获得了典权。在清代，典权虽然可以转让，但是显然不同于现代民法中的所有权概念，因为典权人即不能处分典物，甚至也不能随意改变典物的状态。（注：该契中双方约定典主可以重新起盖房屋，并约定了起盖用银的数量，以确定回赎时赎银数额，当为对一种例外情况的特别约定。）然而，林子溥在契约中却将此种典权也称之为“业”，更进一步表明清人之“业”的概念并不专指所有权，而无论这种所有权是指物之所有权还是指不动产所有权。同样，在使用“当”的概念的契约中，（注：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或有称典为当亦有典当并用”者，“例如后汉书刘虞传，有‘虞所赉赏典当胡夷’之说”。参见潘维和：《中国民事法史》，第396―397页。）因受当而获得的权利也被称之为“业”。乾隆三年的一份绝卖园地契中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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