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歷史再認識的幾個疑難問題(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從國內外史學動向觀察，有關明清史再認識的問題，事實上已經被提出。特別是歐美『反歐洲中心主義』史學的崛起，意欲顛覆中西歷史評估的傳統『標準』，使這一問題變得難以迴避，而達成共識的難度也較以前大為增加。另外，『唐宋社會變革論』最近在我國唐宋史界再次引起熱烈討論，如何與明清歷史承連，亦將引起學者關注，逐漸變成對中國歷史連續性的全局研討。這是一次極好的機遇。長期積累起來的，方方面面的微觀研究，確實需要有一種全局性的整合，以便為考察前此中國的『總體』狀態創造學術實踐的平台。明清史再認識也只有在這種學術情景下，才會有新的境界出現。


　　　　一、有關『反歐洲中心主義』及其對明清歷史重估的理解


    歐美人看歷史中國的好與壞，撇開因人而異、從來就非鐵板一塊的複雜因素外，從主流意識上說，它是因時而變，重心多次發生變化。無論是在中世紀晚期、啟蒙時代或者『工業革命』時代，時高時低的評價，多般取決於他們自己的境遇，『以我為主』，為其所用。根本性的變化發生在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評價的取向與重點發生重大轉移，才有了今天所說的『歐洲中心主義』居主流的中國觀。19世紀60年代後，中日兩國學界對此的反應頗為不同。似乎日本學界也有『以我為主』的意識，在『明治維新』成功後，對『歐洲中心主義』有所抗爭，有『東洋史』等等話題的提出。


    同樣，20世紀後半期開始發生的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轉而對明清歷史有諸多好評，中國學者也首先應當設法尋求理解。這裡，除了西方社會內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變遷以外，20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極大地幫助了一些『反歐洲中心主義』者樹立信心。因此，由他們引起的眾多『問題意識』，除了歷史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關聯外，也還包含了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現實世界的關聯。對後一點，有些史家注意不夠。


    『反歐洲中心主義』史學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現代世界體系】的作者華勒斯坦，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一書里，通過其寫作的長文，發出了對現實的強烈反詰：『西方是否真的興起過？或者說西方事實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個奇蹟，或者是一個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項成就，或者是嚴重的失誤？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實現？是不尋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尋常的崩潰？我們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歷史系統何以會對現代資本主義的出現加以限制？而這是預先設定好的狀態，或者純粹是意料之外的？（註：卜正民、Blue主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第二章『西方、資本主義與現代世界體系』（華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後一句，特別提醒：對於抑制資本主義出現的文明系統（華氏顯然首先是指中國），要另眼相看。這裡，華勒斯坦要表達的是有沒有可能走出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的另一條歷史通道。至今為止，國內贊同『反歐洲中心主義』對中國歷史重新評價的人，沒有注意到這一思想背後的思想傾向，似是不應有的疏忽。因為，它關係到我們對這種史學思潮可能產生的現實導向，有沒有清醒的認識，以及如何明智地應對。


    我們對『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應對，也可以從兩個層面來進行研討。


    第一，基於事實的層面：『反歐洲中心主義』有強烈的重新解讀歷史的衝動，因此他們在重新解讀甚至想顛覆歐洲史舊體系的時候，特別注意吸收近年歐洲史研究對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樣，他們也對中國歷史的光明面、積極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歐洲中心主義』遮蔽了的東西，展示於陽光之下。這兩者對我們都有歷史認識方面糾偏補全的衝擊作用。由此啟發，若要全面地進行明清史再認識，則需要中國歷史與歐洲歷史的雙向互動，難度將大大增加。


    由於『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提醒，我們確實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但是，應該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糾一偏。對『反歐洲中心主義』背景下出現的許多新的歷史判斷，我們從歷史的經驗事實層面上需要獨立地省視，應該有自己的主見，注重實證，拿出我們自己的東西。在實證方面，我們應該擁有西人難以替代的本土優勢。這種新的西潮，應該成為激勵我們更細緻全面考察國史的強大動力，而決不是跟風而進，單純變成另一聲音的消極代言人。
第二，基於價值認同的層面：無論叫『資本主義』還是叫『現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經帶來的社會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來隱患，『反歐洲中心主義』者的棒喝，並非全然是危言聳聽。但正如有的學者所驚嘆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斷然丟棄長期學術積澱形成的歷史比較『規則』，我們對歷史發展的把握，會不會變得無所適從？至於更宏觀的道德訴求，諸如物質與精神、效率與公平等等的不和諧，恐怕是一個永恆性的難題。在史學上過度的執著，會不會再度激活出新的『烏托邦』傾向？例如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後來有些國家找到了較好的內部解決辦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貧困包袱甩給別的國家為代價，轉換成國際性的困局，從人類歷史全局來看，仍然是一個大難題。因此，當我們進入歷史評估時，往往需要有歷史主義與價值觀的平衡，而非執著一端。


    歷史學的特點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筆直書』，需要有一種超乎情感之上的，實證地描述歷史變遷的職業意識――不論中西，任何歷史都是連續的，是連續中的發展。歷史軌跡的明晰，是每個國家發展自己的基礎。在這一意義上，歷史學獨立的認識價值，就在於它是為『現在』而提供『過去』的情景，過分注重對『未來』的設計，會使歷史學走向『過度詮釋』的歧途。但我們也無法否認，價值觀的分歧，必然有形無形地影響着史家對歷史描述特別是評估的主觀取向，這是史學上的一個弔詭。學術上如何處理，也需要史學界進一步研討。


　　　　二、關於明清歷史再認識視角的變化


    1840年開始，中國一再受挫於列強的『船堅炮利』，原有『天朝優越』的自信力終於遭遇到了嚴重的動搖。史學家從『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法則中，感受到了中華民族有難以自存以至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樣的情景下，回溯明清歷史，關注對政治史的批判，認定明清已經走到『前現代』的盡頭，處於『長期停滯』的狀態，占據着主流的地位。現在的『反歐洲中心主義』，恰恰是針對着這種史學傾向而來的挑戰。


    當前，我們對明清史進行再認識，自然就會產生許多新的檢討角度。擇其要者，大致有兩方面的觀點值得注意：


    首先，對『革命』做法的檢討，覺得它對自己國家的歷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態度――一個國家，不要說是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大國，它的存在，總有一種『歷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經採取的治國方略，總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當時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則，它的存在，就成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進，要擺脫困局，也不容易找准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來的『革命』不是好辦法，後遺症嚴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識到有必要秉着實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細緻地鑑別分析明清歷史的實際運作狀態，特別是挖掘這些運作的『歷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脫胎換骨，『只爭朝夕』。這種時候，久被壓抑的歷史連續性問題，與過去總期望歷史突變不同，成為了考察歷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