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信仰在古代中国的迷失(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中国的专家学者在研究国学的时候容易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太中国传统化，在中国上千年积累的研究成果之上再向纵深推进，旁征博引，纵横古今，一般来说，我们常常提到的渊博都是指这类人来说的。二是太专家化，做的学问都是给他们自己做的，至多也是给同行做的，虽然说的都是中国话，但若非同道就很难能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他们说的还是中国话。甲骨文是国学中的学中之学，它所呈现出的学术风景就更是如此。学者们一头钻进了象形字中出不来，每个殷墟出土的字都被他们从渊源、形体以及意义等诸多方面给翻了个底朝天，而且，每往下翻就会发现更多的需要他们做的考释、训诂等工作。这样他们就越走越深，随着他们在科学研究上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他们与普通的甲骨文爱好者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就好比人们在比赛挖土，挖得越深，离人类生活的普通层面，也就是地面之间的距离也就越大。同时，坑挖得越深，挖坑的人的视野就越来越被局限起来，开始也许还能兼顾一点坑外的风景，但最后，他视力所及的仅仅是坑内。
　　但要是外国的外行的人以中国的内行专家的精神来研究研究甲骨文就可以不受上两个因素的制约。没有了这些制约，也许他们反而能发现中国的专家学者所看不到的东西。因为他们不具备往深处挖土的专业技能，所以只能在平地上挖土，恰恰正因如此，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挖土工作置于一个广阔的背景之中。
　　但这样的人有吗？
　　答案是肯定的。我所知道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意大利法官阿马萨里，另一个是美国女病理学家尼尔森。
　　1、 意大利老头如是说
　　尽管商代人的神鬼世界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当今的许多学者则越来越倾向于认定商代的宗教属于一神崇拜的范畴。对此，一位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长驻北京并专事商周文化研究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博士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曾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诚如其所言，商人的上帝掌握着风雨、命运和生命，管理着星辰、白昼和夜晚，它是大地、河流和高山的绝对的主宰，是宇宙的中心，统治着四方、四风和四神，并对祖灵、战争、农事、生死有着绝对的权利。它能发号施令，降灾赐福，惩罚罪恶，虽无人的外形，但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它独一无二、全能的神性特征与古希伯来人的上帝雅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商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的雅威其实就是同一个神。
　　安东尼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于1990年成书时就已61岁了，算起来如今应该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四十多年前，他本来是意大利埃米利亚大区的一个小城的法官，后来却放弃了本职工作，来到了耶路撒冷研究哲学和学习希伯来语。在耶路撒冷期间，他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3年他来到了北京，并开始了他的汉学研究。他把源于犹太人的《圣经》与中国商代的甲骨文以及其它文献作了比较，发现了两种文化中的关于上帝崇拜信仰的相同之处。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引起了中国学术界极大的兴趣。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为此于1992年9月9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出版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研研究所、文献中心，北京大学西语系、考古系以及故宫博物院等部门的三十余位权威学者出席。学者们对阿马萨里博士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该说，东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思维定势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中国的专业学者却能认真地为一个外国的业余写作者召开一次如此高级别的学术讨论会，说明学术研究在当今世界上已愈来愈具有一种开放性的特点。
　　安东尼奥从对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入手，详细分析了商代人的上帝所具有的属性，并进而认定他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特点的真实性。上帝是大地的四个方向的主宰，当然也统治着来自四个方向的风以及依次而来的四个季节。作为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君主，他还对大地、山川、行星以及人的祖先具有统辖的权力。作为象形的“帝”字本身就是由“上”、“木”和“方”三部分组成的，因而“帝”就是处在森林四方和大地中央的那个树木顶端的最高位置的那个人的名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渔猎、建筑、播种、收获、战事都要通过占卜来获得上帝的号令，而天气、疾病、以及吉凶祸福也都是出自上帝的意志。“‘帝’是似乎是指一个不能确定的、间接的和隐喻的名字，一个具有拟人的形式，无法形容的人，其真实的名字是无法知道的和不可言喻的。”（29页）同希伯来人不同的是，商人有着把崇拜对象予以扩大化的倾向。人们不仅仅把上帝作为神，同时还接受地方神祗和部落神祗，而且还把上帝本身的部分属性单独分出来作为神祗予以膜拜，如帝的使者风神、服务于上帝的地母神、山神、河神以及方向神东帝、西帝、南帝和北帝等，还把死去的祖先奉为神灵。这种趋势最后还导致中国人把上帝同中原地区的种族神――黄帝等同起来。这也许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然而，尽管如此，上帝的至高无上性却从来没有过动摇。
　　安东尼奥还发现，古希伯来人把他们的上帝称为“SHADDAJ（意为全能之神）”，这一发音与今日广东人“上帝”一词的发音相似，而广东方言正是对汉语古音的保留。因此，中国人的“上帝”与希伯来人的“SHADDAJ”原本就是同一个词汇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存在方式而已。（51页）
　　此外，中国古籍《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提到上帝是“和平乐园”或“野禽狞猎园”或“空中花园”的主人，所描述的环境与《圣经》中之伊甸园十分相似，而且，希伯来语中的“伊甸”一词正是快乐、愉悦的意思，如果意译过来就可以称之为“乐园”。（54页）
　　接着，安东尼奥又对商代人的婚姻、国王继承方式、社会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中国的早期历史不是神话的源泉，而是一种高尚的宗教精神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同西亚的闪米特文化传统相比较又是平行和一致的（闪米特文化的代表就是希伯来人的《圣经》），因此，两种文化应该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历史源泉。《圣经》的传统在2000年前发展成为基督教，而在中国，这种上帝崇拜传统在商代灭亡之后马上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因此，重新考察中国早期的宗教文化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本质的、与人类生命密切相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