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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预立太子还只是保证君权顺利继承的第一步，要想万无一失，还必须剪除一切有威胁的势力。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屠杀功臣即出于此目的。但有些势力却不容易剪除，比如太子的母亲及其父兄。历史上女后、外戚做乱屡见不鲜。就象吕雉、武则天这些母亲，在当皇后时即掌握相当大的权力，新君即使即位也是摆设。吕氏、武氏欲改朝换代虽未得逞，但成功的也不少，比如西汉外戚王莽、北周外戚杨坚。汉武帝刘彻为防止诸吕之乱重演，不惜采取极端措施，“立其子杀其母”，后来北魏也有过类似作法，但毕竟太过残忍而被放弃。于是就剩下一个保险的办法：让太子提前掌握一部分权力，使“储权”仅次于君权凌驾于第三方势力之上，则万无一失。恶性循环到此完成一个轮回。
树立太子权威易使太子萌生野心，对君权造成威胁；但若不及早培养他的权威，空有甚至没有“名份”的太子（皇子）又难以阻挡女后、外戚、亲王、功臣等势力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从夏启“家天下”开始，到清康熙帝为止，历史其实就是在原地不停地转圈，怎么也走不出这个“立储困局”。
2、封藩与削藩的两难选择
宗室诸王对君权继承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固定顺序继承法就是为约束他们而定。因为他们是离君主宝座最近的人，近得只有一步之遥，近得似乎唾手可得。于是乎，他们或是诱使君主违反固定顺序继承法，力争立自己为储君；或是散布流言蜚语，阴谋陷害太子；必要时干脆直接发动政变，就连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也是靠这种“大逆不道”的手段上的台。但如果他们只起破坏作用，事情反倒好办了。宗室诸王是王室中除了君主、太子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王位继承的后备军。除了存在时间很短的王朝，其它历时较长的王朝都有过王室嫡系无子，由宗室诸王入主大统的事例。当有其它势力威胁君权时，拥有实权的诸王是拱卫君主的重要力量。然而一旦外敌退去，诸王又极易生出觊觎君权的野心。有鉴于此，历代王朝一般都不让他们在朝廷中拥有实权，以防止他们直接篡夺中央政权。
但诸王毕竟是君主最亲近的人，他们或是他的儿子，或是他的的兄弟，或是他的叔伯。荣华富贵，不与自己的亲人分享，又给谁呢？况且君主一人统治天下，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难免有个闪失，这时不靠自己的亲人又靠谁呢？于是“封藩制”带着开国君主们美好的愿望来到人间――使宗室诸王出任外藩，既避免他们争夺皇位，又可让其发挥重要作用：对内防止权臣、宦官、外戚等其它势力威胁君权，对外抵御外敌、镇压人民起义。
西周大封诸侯，开始确实得偿所愿，可越往后越适得其反，正如李斯的总结：“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14]因此他建议，“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15]
于是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宗室诸王毫无实权，眼睁睁看着横扫天下的大秦帝国被小人篡夺却束手无策。面对昔日最卑贱的奴才，宗室如同待宰羔羊引颈就戮。秦未亡于陈胜、吴广，嬴氏子孙已死于宦官之手矣。
始皇子孙的悲惨命运大大刺激了汉高祖刘邦，他为“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大封子弟为藩王。藩王们倒也不负重托，在反对诸吕做乱中立了大功。但共同的敌人消灭之后，诸王坐大，威胁中央，不得已“撤藩”，又引发“七国之乱”。
其实刘邦并不是不知道李斯对“封藩”的看法，个中利害以刘邦君臣之聪明怎会不知？问题在于刘邦当时根本没有其它的路可走。嘲笑古人愚蠢本身就是可笑的，只能说政治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太过漫长的过程，人类的智慧一时还解决不了这个千古难题。李斯、刘邦所能做的，只能是针对离他最近、给他印象最强烈的前朝的教训采取措施罢了。西汉最终被外戚王莽所篡夺。设若当时诸藩未撤，王莽焉能轻易得手？至少他也得发动一场削平七国的战争，而这正是刘邦大封藩王的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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