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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历史网 稍后，也许可以作为清史研究开始出现转机的一个标志，是一批颇多学术成就的清史专家的涌现，如郑天挺、傅衣凌、王钟翰、戴逸等。他们既有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掌握了唯物史观，从而把清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不论是观点方法，还是研究视野，都为今天的研究起着先驱者的作用。
清史研究取得初步的繁荣，无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20年来清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无论理论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无论广度，还是深度；无论文献的发掘整理，还是综合研究的成果；无论研究条件的改善，还是年轻人材的培养，都超过了以往数十年的总和。清史研究处于更加有组织的状态，仅全国性的或国际的清史学术讨论会，就连续举行了八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清代通史，如两卷本的《简明清史》和10卷本的《清代全史》，先后问世。几乎囊括清代重要历史人物的《清代人物传稿》，计划写20卷，已出18卷。《清史编年》从顺治到乾隆已出版了5卷，其余各卷也已陆续定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型档案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如《康熙起居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及乾隆等朝的《上谕档》等，为清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意义极大。至于发表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就更是难以数计的了。
如果说回顾既往是令人鼓舞的话，那么，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要使清史研究取得新的成绩，达到新的水平，开创新的局面，也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例如，要进一步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缺乏对理性思辨的兴趣和热情，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就会极大地限制对历史现象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使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罗列和排比上。要更多地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如前所述，由于这一历史时期本身的特殊性，清史研究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应该利用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要进一步端正学风，努力抵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哗众取宠、墨守成规等不良风气的侵袭，提倡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提出的，就是由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归入中国古代史的范围，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归入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这完全是正确的和合理的。但是由此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清史研究者常常把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史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外。甚至道光一朝，搞清史的只管道光朝的前20年，对道光朝的后10年则不予顾及；搞近代史的只管道光朝的后10年，对前20年的情况则不甚了了。这种机械割裂的办法，显然极大地阻碍了清史学科的建设。作为清史研究来说，应该全面地、完整地对从清朝开国到王朝覆亡的历史作出系统的认识和说明。事实上，研究近代社会，如果不了解清前期历史，就会对很多问题弄不清来龙去脉；研究清史，如果不把后期清史包括在内，就犹如鲁迅所说的“断尾巴蜻蜓”，说不清事物的发展变化。所以，使清史从清前期历史的狭隘领域内走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前后的清代通史，应该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作者：李文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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