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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14】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陕西周原考古队、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l992年。
【15】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
【16】刘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
【17】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铜器群初步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
【18】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2―114页。
【19】刘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第65页。
【20】《集成》16，10324，16．10325；9．4681，3．972，3．973；3．516，3．
517，3．518，3．519。微氏的取得，依据的当是亡国之胤以故国为氏的命氏原则，顾炎武说：“古人之氏或以谥，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无以国为氏者。其出奔他国，然后以本国为氏。敬仲奔齐，而为陈氏是也。其他若郑丹、宋朝、楚建、\甲之类，皆是也。不然，则亡国之遗胤也。”《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807页。以故国为氏的亡国之胤，其先祖应当是故国国君之公室成员．而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居住者。微氏家族的命氏方式属于以国为氏，因此微应当是史墙先祖的领地。
【21】何景成：《商末周初的举族研究》，《考古》2008年第11期。
【22】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修订本），第283页。
【23】陈全方等：《西周甲文注》，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24】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第1316页。
【25】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87页。
【26】宝鸡市考古队等：《陕西扶风县新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27】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西安，三秦出版社，l995年，第113―142页。
【28】朱风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修订本），第90一95、269页。
【29】陈贤芬：《父癸尊与子尊》，《文物》1986年第1期。
【30】各家观点，读者可以参见李伯谦先生的《冀族族系考》（《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与何景成先生的《商末周初的举族研究》两篇论文。
【31】这两个家族的器物，除了西土之外，还出土于今河南洛阳、北京琉璃河、山东费县等地。可以参见朱风瀚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与何景成先生的《商末周初的举族研究》两篇论文。
【32】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克殷第三十六》，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53页。
【33】杨善群：《西周对待殷民政策缕析》，《人文杂志》1984年第5期；吕文郁：《西周王畿殷遗民考略》，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l993年；李宏、孙英民：《从周初青铜器看殷商遗民的流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34】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18页。
【35】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
【36】可参见孙诒让《古籀余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5页；于省吾：《关于“天亡簋”铭文的几点论证》，《考古》1960年第8期；杨向奎：《太公望与〈天亡簋〉》，《杨向奎学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白川静和殷涤非二位学者分别主张铭文中的“王”是康王与昭王，其出发点是将“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中的“乞”隶定为“王”，而且以“丕克王衣”为句。实际上该铭中的“乞”字为“两等划之间一小横划”（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武王铜器・天亡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页），与“王”字有别。错误隶释导致了错误观点。二位学者观点请参见孙稚雏《天亡簋铭文汇释》，《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最近李学勤先生撰文《“天亡”簋试释及有关推测》（《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认为作器者不是“天亡”，而是一位名叫“退”的朝中乐官。与以往学者观点不同，特此说明。
【3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武王铜器・天亡簋》；黄盛璋：《大丰簋铭制作的时代、地点与史实》，《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
【38】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林V：《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
【39】孙诒让：《古籀余论》，第25页；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2、235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l2页。按：李学勤最近发表的《“天亡”簋试释及有关推测》赞同陈梦家等学者对“天室”是祀天明堂的解释．这既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观点的回归，也是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40】刘晓东：《天亡簋与武王东土度邑》，《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
【41】司马迁：《史记》，第l30页。
【4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册，第1246页。
【43】司马贞：《史记索隐》，《史记》，第l30页。
【44】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林V：《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45】“王凡三方”之“三”，依据的是陈梦家、杨树达、唐兰、杨向奎、张亚初等学者的隶释。但于省吾先生却说：“铭文‘三’字下又适有一画的空隙，是否四字之泐，疑未能决，存以待考。”林V先生则径将该字隶作“四”，认为“‘凡于四方’，是四望山川”。笔者以为：林先生将天亡簋与《度邑》联系起来，解决了二者所载为同一史实的问题，值得肯定，但在这一点上却未能将二者的联系贯彻到底，忽略了〈度邑）所载武王讲话是说自己站在太室之上向南、北、西三个方向瞻望，因此林先生将“三”隶作“四”缺乏理据。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武王铜器・天亡簋》；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第142、235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11―12页；杨向奎：《太公望与〈天亡簋〉》；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1页；于省吾：《关于“天亡簋”铭文的几点论证》；林V：《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46】刘晓东：《天亡簋与武王东土度邑》；林V：《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林V先生虽然将“三”隶作“四”缺乏理据，但赞同刘晓东先生的“凡”为望祭山川的观点，并且有所发挥，故于此处并置。“王凡三方”，邬可晶先生认为应当是“王封四方”，是武王登临太室之前分封诸侯，也就是《世俘》记载的武王在辛亥、壬子进行的“正国伯”、“正邦君”。邬先生的主张以揭示“王凡四方”与“王祀于天室”的矛盾为前提，理由是武王望祭山川、封禅祭天的过程与后世先封禅后望祭的封禅典礼程序相背。见氏著《天亡簋所见周初礼制考实》，《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其实，天亡簋铭是“王凡三方”，不是“王凡四方”，是度邑而不仅是望祭山川。先度邑，然后以度邑等事告天，顺理成章，不必再牵扯武王分封诸侯的问题。
【47】林V：《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48】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武王铜器・天亡簋》。
【49】林V：《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50】林V：《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邬可晶：《天亡簋所见周初礼制考实》。
【51】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
【52】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
【53】赵光贤：《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李学勤：《〈世俘〉篇研究》。
【54】赵光贤：《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李学勤：《〈世俘〉篇研究》；罗琨：《从〈世俘〉探索武王伐商日谱》。
【55】本文对历日干支之间相隔天数的计算，包括了起始日与终结日，依据的是西周时人的计算方法。比如《世俘》之“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龠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其中“越六日庚戌”的“六日”包括了乙巳与庚戌；“越五日乙卯”的“五日”，包括了辛亥与乙卯。
【56】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
【57】李学勤先生说：“版方鼎说：‘王宾文武帝乙肜日，自阑惶’，事后又说‘王返自阑’，可知这次祭祀不在阑地。据后岗鼎铭，阑有大室，而肜日祀典并未在那里举行，不难推想，帝辛是前往其父宗庙亲行典礼。这便表明，阑这个地方距帝乙宗庙（即周原卜甲的‘文武帝乙宗’）不远。才能于当日之内往返……不少学者读‘阑’为管，认为即今郑州，我也曾从其说，现在考虑，恐未必是。”见氏著《试论新出现的版方鼎和荣仲方鼎》，《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鉴于商末周祭制度、宗庙制度等问题的某些细节尚有不详之处，据版方鼎所识阑之地望还有或然性，本文对于阑的隶释仍然采用了目前多数学者已经接受了的于省吾先生的观点。
【58】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文史述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王玉哲：《周代〈大武〉乐章的来源和章次问题》，《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95页。
【59】林V：《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60】刘起舒：《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册，第1431、1456页。
【61】王晖：《周武王东都选址考辨》，《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62】朱风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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