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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读书报 以上三篇文献，曹勋的《进前十事札子》、《北狩见闻录》最早记载此事，陆游的《避暑漫抄》记录得最完整。曹勋只说有誓约，陆游则说誓约刻于碑上，还提到曹勋带回来徽宗寄语，可证陆游所引的《秘史》晚于曹勋写的两文。“誓词三行”实则两句，究竟“柴氏子孙”一句紧要，还是“士大夫”一句紧要呢？清代学者袁栋指出：“虽有三语，其实止一语也。末行是总束语，中行是陪衬语，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儿，原有歉于隐微，故为是誓碑，而其忠厚处实过于六朝五代远矣，宜其享国久长哉。”(《书隐丛说》卷6“宋祖誓碑”条)后世议论“宋太祖誓碑”，倒是多以“不杀士大夫”为中心，也很少涉及到用不用宦官之事。
誓碑“本来”刻于建隆三年(962)，那时赵匡胤刚刚立国不久，但为什么将近160年后，人们才“开始”知道它呢？仅仅是因为保密措施做得好吗？有学者认为：徽宗作恶多端，为了弥补罪过，于是编造了这个故事；也可能是曹勋杜撰出来的，目的是让赵构合法地继承皇位。这些学者还以北宋杀了很多文人，断定“宋太祖誓碑”根本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最近，笔者在《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发表《“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一文，裒辑了七条南宋时期的直接证明材料，还发现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元修《宋史》兼含直接、间接证明材料的双重属性，所以认定“宋太祖誓碑”存在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
退一步，跟是否刻过那块高七八尺、阔四尺余的誓碑相比，誓约主张“不杀士大夫”才是关键，因为它实实在在造成了众所周知的“赵宋家法”。邵雍有句“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而下固无之”，并自注：“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以据天下，在即位后；三事，未尝杀一无罪；四事，百年方四叶；五事，百年无腹心患。”(《击壤集》卷15《观盛化吟》之二)小程亦云：“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二程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邵雍、小程是北宋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有“宋太祖誓碑”这回事，但他们何以都说本朝得以超越古今，“不杀士大夫”是个重要原因呢？！
“宋太祖誓碑”流传开来以后，影响深远。王夫之说过：“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论》卷1《太祖》)顾炎武写道：“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日知录》卷15“宋朝家法”条)
张荫麟前面那篇文章指出：“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钜。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张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荣，理学昌盛，成就了汉唐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跟 “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
赵普是辅佐赵匡胤拿下江山的开国元勋，相传他说过两句名言：一句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李衡撰、龚昱编《乐C语录》卷5)，另一句是“道理最大”(沈括《续笔谈十一篇》)。赵普的两句话，加上赵匡胤的“不杀士大夫”，君臣两人说的这三句话对两宋道学的兴起与发展产生过作用吗？如果产生过，这种作用能否从制度层面来界定呢？如果能，又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倘若历史―思想史进路解答好了这些问题，既让抽象的格言“下乡”到历史中间，又让具体的故事“上山”到思想高度，未来的宋学研究定将长足进展。
作者：杨海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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