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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润静
许多著名的历史故都,如洛阳、长安、汴梁、金陵等,都是诗人喜欢吟咏的对象,从而成为咏史怀古诗中的热点题材。而这其中,尤以金陵为最。就唐代而言,《全唐诗》中有关金陵的怀古诗共有90余首,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确宜引起关注。
金陵作为历史故都,不但具有典型性,而且具有独特性。曲折的历史、风流的人物、秀丽的山川、传奇的色彩,无不惹人瞩目,无不令人感慨。于是文学上的金陵,便也有了特殊的地位,有关金陵的文学作品,往往格外耐人寻味。历代诗人对金陵都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正如韩《吴郡怀古》所说的,面对金陵,“万古壮夫犹抱恨,至今词客尽伤情”,即使再洒脱的诗人也无法释怀。“金陵怀古”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悼古伤今、借古讽今或偶然而发的怀古之兴,而是在无数次类似经验的刺激下积淀在诗人心理结构中的深层记忆,因而我们称之为金陵情结。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解读唐人的金陵怀古诗,同时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更顺利地解读后世的咏怀金陵之作。
一历史积淀――金陵情结的形成原因
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在吴时称建邺(也作建业),又有石头城、台城、上元、秣陵、建康等诸名称。探讨金陵对诗人情感的触动,就要考察金陵独特历史所积淀成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诗人的吟咏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文化内涵的形成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
首先,是金陵悠久的名都地位。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象征,往往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万众仰止的地方。一向关注政治的中国文人对于都城的近乎虔诚的感情,在中国古代诗文中随处可见。金陵在唐前就先后为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故都,经历了“四十余帝三百秋”,它上空长期笼罩的沉沉王气给它增添了无穷的文化内蕴。在金陵怀古诗中,诗人往往要触及金陵的王者之都的内涵,并流露出一种既叹惋又尊重的复杂情感:“萧条金陵郭,旧是帝王州”(刘长卿《金陵西泊舟临江楼》)、“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李白《金陵三首》之一)、“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李白《月夜金陵怀古》)、“六代江山在,繁华古帝都”(王贞白《金陵》)……越是业已风流远逝,越是让人不禁去缅怀昔日的王者之风。
我们注意到金陵怀古诗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就是“王气”。如“金陵王气黯然收”(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东南王气秣陵多”(殷尧藩《金陵怀古》)、“玉树歌残王气终”(许浑《金陵怀古》)、“金陵王气应瑶光”(李商隐《南朝》)、“地销王气波声急”(罗隐《金陵夜泊》),等等。这是金陵怀古诗中比较独特的现象。关于那带有神秘和宿命色彩的“王者都邑之气”,历来有诸多传说,如《太平寰宇记》引《金陵图》说:“昔楚威王见此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秦并天下,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凿地断连岗,因改金陵为秣陵。”这种传奇色彩,使得金陵不仅自古便为英雄豪杰或乱臣贼子所瞩目,也引来才子词人为之感慨唏嘘,成为诗人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结。
其次,是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积淀。自古“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I《入朝曲》),金陵不仅拥有长江浩渺、龙盘虎踞的险隘壮阔之美,更有迷蒙窈窕、如诗如画的明秀之美。而且,自永嘉南渡以来,文化重心南迁,诸如王、谢之类的名门势族都聚集在这里,围绕他们形成了文人文化集团。青山秀水为东晋、南朝文人提供了审美的饕餮盛宴,这一方面涵养了他们细腻、善感、清脱的气质,“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杜牧《润州二首》之一);一方面吸引他们不惜笔墨对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锦绣河山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其时的诗、文、书、画,无不透露出六朝文人对美的崇尚,而他们诗酒风流的生活方式也一直为后世文人所称道。其时的金陵还是“现在时”的繁华帝都,描写金陵的作品,也多侧重于现实层面,较少悲情的流露。然而六朝人对金陵的雅爱,却恰恰成为后代金陵怀古诗悲感的来源,因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金陵昔日繁华的明证。就连那昔日的咏唱者,也已经与那段历史融为一体,成为今日咏唱者歌咏的对象:“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戊辰年向金陵过,惆怅闲吟忆庾公”(杜牧《江南怀古》)。
正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积淀的相得益彰,霸业鼎图与诗酒风流的相辅相承,使得金陵在文人眼里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魅力。面对满目沧桑、百物萧条的金陵,唐人不免要感叹:昔日繁华,烟消云散!旧时风流,而今安在?
再者,是金陵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繁华消逝总会给人的心灵带来震动,而金陵更是在繁荣与衰败的反复更替中积下了厚厚的一叠伤心史,中间多少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故事,浓得无法化成一道历史的轻烟随风而逝。重重叠叠的历史印记挤满整个空间,将诗人无可回避地引向一个充满魅惑的过往世界。诗人总是被那纷纭的六朝遗事所吸引,因而对这个亲历六朝风云、到处都烙下六朝遗迹的地方情有独钟,这也是金陵令诗人咏叹不尽的缘由。像李白、刘禹锡、杜牧、罗隐等诗人,都具有鲜明的金陵情结。
六朝遗事对诗人心理的刺激,不只是由于政权更迭的频繁,更在于这种频繁兴替呈现给人的、在时光的流程中形成的历史的困境。刘禹锡所谓的“人世几回伤往事”(《西塞山怀古》),强调的重点恰恰落在“几回”上。透过一页页豪门兴衰的历史和一桩桩荒嬉亡国的故事,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在这种历史的宿命面前,诗人感到一种无法抗拒而又无所适从的焦灼与悲哀。因此,唐代金陵怀古诗的主旨,往往不是为一家一姓的兴亡致慨,而是透过朝代更替、盛衰无常这种历史现象本身,感悟生命有限与时间无穷这对永恒的矛盾。这正是由“无限前朝事”累积起来的普遍化了的感伤。
总之,金陵因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获得了多重道德意义和价值指向,提供给人多方位的思考。同时,不绝如缕的题咏唱叹又反过来加深加厚了金陵的历史文化积淀。金陵已超越了自身的历史,由一个单纯的地理名称变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大意象。一方面由于作者的价值观念、历史识见、审美趣味及当下的具体情境不同,作者在这一“象”中加进的“意”也会有所不同,致使其常咏常新;另一方面,金陵怀古又在诗人的反复咏叹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情理内涵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义纽带将众多的吟咏联系起来。这种开放性与向心性的交互作用,正是金陵情结的“结”之所在。
二伤悼之情――金陵情结的核心及其深化过程
金陵是一个极富于传奇性与悲剧性的城市。先后六个朝代在这里建都,使其几度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然而在这里建都的朝廷却又无一例外地短命。尤其是南朝的几个小朝廷,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同是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富贵繁华梦。历史长河在六朝的曲折顿挫,给唐人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话题。
隋灭陈时,金陵遭受了重创,“城邑宫阙,平荡耕垦”。唐代金陵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为普通的县城,金陵昔日的繁华也逐渐被扬州所取代。唐代的金陵怀古诗就是在这种今非昔比的背景下创作的。
唐人观察六朝处于一个不远不近的最佳距离,既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又没有被岁月的风尘遮蔽了史事所有的光华。现实与历史的强烈反差,又给诗人提供了足够的情感刺激与巨大的艺术表现空间。因而唐代的金陵怀古诗才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诗人们对这个悲剧性的城市倾注了浓烈的伤悼之情,正是金陵情结的核心所系。这种伤悼之情是随着时代发展和唐代社会状况的变化而逐渐加深的。
金陵题材的怀古诗的发韧是在盛唐,但这个时期创作还不太普遍,总共20首,其中李白就占了13首,储光羲5首,祖咏、吴筠各1首。因此能够体现金陵情结的代表人物就只有李白和储光羲。储光羲的《临江亭五咏》主要表达对金陵之古今变迁的感慨,已现悲情。诗中所描写的景物萧疏凄凉,其中有四首写到夕阳落照。诗人触景伤情,油然而生莫名的幽愁暗恨。如第一首“落日空亭上,愁看龙尾湾”,第四首“平生何以恨,天地本无心”,第五首“京山千里过,孤愤望中来”,就直接传达了内心的感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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