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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环球网 禁忌话题
即便是对袁伟时这般高调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来说,也并非百无禁忌。应前任《财经》杂志主编以及中山大学现任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的邀请,退休14年的袁伟时在2010年9月重新走上讲台。
在袁伟时给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学生上的第一堂历史课上,他就明确提出,只讲到1949年,也不会讲到49年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一,1949年以后不是我的研究重点;第二,我不想碰这类话题,它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对那些无法跳过的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课程内容,他都一语带过,只说事实。
“特别不讲毛泽东。”他说,“预先说清楚,想了解就上网自己找去,”
“我不太喜欢讲马克思主义。我读了所有马恩列斯的全集,毛泽东的著作能找到的我都看过,但我不太喜欢讲它。”
针锋相对
这一天终于到来,中国科学院的七层气氛有点凝重。
应中科院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的邀请,袁伟时提交了有关创新和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论文。
袁伟时的专题研讨会持续了整个上午,在两天的会议期间,只有一个专题讨论。
在长达90分钟的演讲后,超过70名听众参加了自由讨论。
袁伟时说,中国在19世纪的落后,主要责任在我们自己,不是说外国没有责任。
“你的演讲是基于西方体制比中国要好这一前提,这点我不同意,”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提问说。
“在今天,考虑到世界已无法适应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扩张,我认为东方的价值体系―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对西方有借鉴意义。”
已退休的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主任葛霆表示,不平等不可怕。“社会不怕不平等,不平等是永恒的。只是怕不公正 C 正是目前国内外的状况。直到今天,全球范围内类似不公正的现象和起源依然存在,最近召开的坎昆谈判大会就是一个佐证。”
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哲学教授苗东升,对袁伟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我不同意你有关资本主义将一直存在的论断,”苗东升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全世界。”
此时会场要求发言的人不断。在主持人的示意下,袁伟时清了清嗓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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