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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网
显然，对当代“西方文明”深刻危机的忧患感带出的“文明为什么会死亡”问题是他写作的主要动力，而“文明的起源与生长”只是作为他探讨上述问题的陪衬而被提出。这就使他的这部巨著在平静而冗长的叙述之下深藏着一种巨大的悲观与批判意识，而且越到他的晚年，这种悲观与批判意识越强烈。而悲观与批判这两个方面又构成了一种深刻的紧张。从他不厌其烦地强调文明的“生命周期”、把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阶段乃至其主要机制（由“挑战――应战”机制产生文明，经历“混乱时期”达到“统一国家”、“统一和平”，由“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引导文明成长，而形成“统一教会”与“高级宗教”，但“有创造性的少数”在此过程中也蜕变成“统治者少数”，导致文明衰落，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与“蛮族军事集团”的冲击下内外危机并发，文明解体、灭亡）都说成是各“文明”的共同命运看来，他的悲观是宿命论的、无解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与他所不赞成的历史进化论实际都建立在某种“必然性”或“规律”的基础上，只不过后者的“必然性”是乐观的，而汤因比的“必然性”是悲观的。
然而另一方面，汤因比又力图通过批判找出一种“无解之解”，力图为他自己所处的“文明”，或至少（在该“文明”已不可救药的情况下）为人类找到一条摆脱宿命、免于灭亡之路。从早期呼吁“西方文明”觉醒自救，到晚年寄希望于“中国文明拯救世界”，都是这种努力的反映。这样一种宿命论的悲观与为摆脱宿命而进行的批判之间的紧张到他的晚年也未能缓解――而这恰恰是他的思想比那些轻易地开出救世药方的浅薄著述者及其大团圆式著作更深刻更耐人寻味之所在。
尽管如此，到其晚年时他还是开出了一些不成体系的药方：他认为在“自由”（美国式的）与“平等”（苏联式的）这两极之间以“民主”来协调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博爱”能调和“自由”与“平等”。而博爱不能来源于人类本身，只能来源于上帝。因此人类的前途在于摆脱“自然的法则”而回归“神的法则”。他还指出，人类的三种发展：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最高宗教与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的状态各不相同，前两种发展的特征是不断进步，而第二种发展的进步还在不断加快，但最重要的第三种发展则没有形成实然性的趋势，只是有应然性的“共同倾向”，它指向建立万能的世界性国家和超越各“文明”的世界性宗教。这种“世界大同”式的前景是人类在核战争威胁下得以生存延续的唯一机会。那么谁能带领人类找到这一机会、建立这种大同世界呢？
这里汤因比陷入了最后的迷惘：他既认为这种大同前景只有在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条件下，而且只有在人们自由选择这一方向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那个时代，这两个前提在地球上哪一部分最具现实性，应当说是明摆着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可能的救世力量将来自中国―――1975年汤因比去世前恰处在文革混乱中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在汤因比看来（在如今许多中国人看来大概也如此）与“中国文明”的传统时代一样以“停滞”为特征，这种“停滞”在《历史研究》中是被看作阴影和体现“中国文明”“垂死”状态的东西，而在汤因比辞世前的这个时候它却被看作光明：据说正是由于“儒家的背景”“使中国人停滞不前”，“并未如先进诸国那样猛烈推进过分的工业化”，而是“仍然恪守着田园农业这一基盘，有分寸地建设着文明”，才使得它免于像西方那样陷入“进化”灾难。汤因比如果看到他身后的中国不久便发生了改革与经济腾飞，不再“停滞”也不再“恪守着田园农业这一基盘”，他该如何想呢？
三
从汤因比的心路旅程看，他首先是个思想家，其次才是学问家。他的洋洋十二卷还未写完的《历史研究》尽管是一位受过严格“狐狸”训练的学者写的、似乎十分合乎“学术规范”的巨著，与这种文化类型史观的前驱施宾格勒所写的《西方的没落》充满着专业史学家嗤之以鼻的大量知识性错误不可同日而语，但这部书本质上仍与施宾格勒之书一样属于“刺猬”之作。历来专业史学家从实证角度挑出他的毛病绝不比斯宾格勒的书少（缩写本中译版所附的索罗金评汤因比一文可见一斑），而正如我国学者赵世瑜所言：汤因比所谓26个文明“从哲学上说”都是同时态的这种讲法，本身就不合历史学的“规范”――人们要问：那么从历史上说呢？正因为如此，无论批评还是褒扬汤因比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他的这本巨著与其说是文明史或文化史著作，不如说是历史哲学著作。而对于阐述这种历史哲学来说，洋洋十二卷还未写完的篇幅似乎有些冗长，缩写本的两卷已经论述得相当充分了。我国学者以缩写本中译问世，是个很好的选择。
作为历史哲学家的汤因比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实际上是对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批判。在这方面他深受A．柏格森直觉主义哲学与施宾格勒“关于宿命的哲学”之影响。施宾格勒以浮士德式的浪漫主义与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这类“德国式思维”拒斥他所说的“英国式”理性主义（而不是如同今日流行的两分法所言：德法或曰欧陆的理性主义拒斥英国的“经验主义”），而身为英国人的汤因比却似乎更倾向于这种“德国式”思维。我在《文化决定论的贫困》中曾经指出：无论施宾格勒还是汤因比的文化（文明）形态史观，其基点都不是“进化非真”即对历史进化论的经验性证伪，而是“进化非善”即对历史进化论的价值否定或曰形而上批判。因此文明形态史观的史学意义远不如其哲学意义来得突出。它实际上是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理性批判或曰现代性批判潮流中的一个景观，是这一潮流在史学领域的体现。
如今对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批判仍然时兴――在我看来，只要“后现代”价值仍然停留在破而不立的解构阶段而不能真正取代所谓的现代性价值，这种批判还会时兴下去。历史进化论，尤其是决定论的进化史观或许不会复归主流，但文明形态史观的贫困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明显：这倒不是因为历史的发展与汤因比的许多预断恰恰相反（典型的事例是：汤因比曾预言“节育的西方文明”将会威胁并力图取消“农业文明的生育自由权利”，从而导致严重冲突，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是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生育人权”论的指责），而主要是因为：无论汤因比们所批判的还是所希冀的对象尽管今天仍然存在，但其存在方式都与汤因比时代几乎倒了个个。
在汤因比时代，对西方主流文明的批判是以“德国式浪漫主义批判英国式理性主义”为主要存在方式。然而今天批判“理性”似乎成了主流文明的姿态，即“英国式经验主义批判德国式理性主义”。尽管毫不“浪漫”的“经验主义”实际上可能是另一意义上更极端的理性主义（犹如完全无视“经验”的浪漫“自负”也可能是某一意义上的极端理性主义一样），但无论如何，告别“理性的扩展”已成了西方主流文明本身的存在方式。
另一方面，汤因比所希冀的那些因素也改变了存在方式。这倒主要不是指前述的中国改革时代不再“停滞”、或者后冷战时代的“左派困境”这类浅层原因，而是指：现代性批判本身正在解构“现代性”这个概念，如果说沃勒斯坦那里现代性还是个可恶的东西，那么弗兰克便声称：从来没有现代性（或曰“资本主义”等）这么一回事。既然没有，也就谈不上可恶与否了。相应地，文化类型说本身也日益被主流文明批判思潮自己所解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本来已不见容于文化类型说，而弗兰克更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个不知所云的概念把“文化冲突”消弥于无形，反倒是汤因比作为批判对象的西方主流文明的代表亨廷顿等，如今大谈起“文明的冲突”来！
当然，如同进化论全球史观、文化优劣论的类型史观与“世界体系”史观并没有消失一样，汤因比式的文明史观之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会消失。相反，在各种史观的相互渗透中它的许多成份正为其他史观所吸收。这就是我们重视汤因比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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