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明清学术史观”移溃1）

  来源: 《舟山学刊》

一、引言  

   

    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明清三百年的早期启蒙思潮，有着内在的血脉关系。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曾分别盛赞船山、亭林、梨洲、戴震等人的早期民主思想。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熊十力，亦从明清三百年的进步思想家那里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而且，他出入佛、老，泛滥于宋明理学及其他各学派思想，又吸纳了现代西方的哲学与科学思想，堂庑广大，气象雄博，在面对20世纪西方文化强大的冲击波时，努力激活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他本人所理解的儒家哲学的真精神，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另外一种典范形式（相对冯友兰的哲学体系而言）。作为20世纪中国上半叶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表现出极强的生命感悟色彩。他本人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实际政治运动中退出，以其真诚而又严谨的哲学思考，对中国近代革命主体的道德素质建设表现出严峻的关注，因而其哲学又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生活的体认色彩。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故其哲学思考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情感。正是这些特殊的历史际遇与个人感受，其哲学在观照中华民族的精神历史时，主观评价的成份远远大于客观描述的成份。然而这并不影响其哲学的价值，而无宁说其哲学的价值正是透过其充满活力的主观评价而展示出来。他自认为直承宋明理学精神，在“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间寻找到了一贯之精神，合心性为一而最终归依于“心学”传统，以健动之“心”为本体，认为“心，性也，名异而实一，即吾人所固有的健动之本体。”[1]相对于宋明以来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如张载、朱熹、船山与戴震等人而言，他的哲学特别重视人类历史过程中的情、情趣的活力、驱动力在思想家寻求真知过程中的作用。并从此点出发批评他一贯服膺的船山及程子哲学中的历史理性主义。他说：“船山、程子，以喜玩为劣义，其实，喜玩只是情趣悠长，而伴以思索，真知正解，每由此引生，非是劣义。”[2]他在评价孔子的“信而好古”的人生信仰时说道：“余尝言，孔子信而好古，好之一字，是在情趣上说，非就知见言。”[3]的确，在历史活动中，历史主体的个人情感往往是从事正义事业的可贵引力，正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然而，过重的历史情感往往也有其负面的影响，它使人不能很好地体察客观世界自身向人所呈现的理则。在品评明清各家的学术与思想时，熊先生也正因为他特别强调了历史过程中个人的情感作用而展示了情感对他的负面影响，对于明清哲学家及时代思潮之评价，他虽然时有惊人之创见，如认为晚明哲学思想与近代西方科学精神有相通之处，在较早的时候提出了防止对科学的迷信，对人文精神的冷漠等睿知的见解，然亦时有衡定失当，激情多于理性，偏见代替分析的缺失，如认为清代学术重考据而反对高深的义理之学――显然置戴震、章学诚、焦循及其他学人的哲学思想于不顾。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中西文明交流之后的今天，面对上世纪哲学老人对自己近世哲学传统――“明清哲学”反思的种种得失，我们理应采取更为谨慎的学术态度反观本民族的哲学传统，在新世纪的跨文明对话中，一方面要更为开放地吸纳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应努力激活自己本民族固有的优秀精神生命，为妥善地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提出自己的慧见。本文主要以熊先生的《读经示要》为主，旨在对熊氏的“明清学术史观”作一纲要式的勾勒，从而反观现代哲学与明清哲学和思想之关系。  

   

    二、熊十力“明清学术史纲要”述评  

   

    明清学术研究是20世纪的显学之一。以梁启超、胡适、钱穆、侯外庐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对明清学术的开创性研究，引发出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然而，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明清学术内容的界定，其精神所在以及贡献与不足诸问题的认识，都有很大的不同，有的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对此，熊先生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首先，他不同意人们将晚明诸老的思想归入清代学术范围之内，而将其界定为晚明学术。其次，他认为，晚明学术的精神是宋学精神，与梁、胡、侯等人认为晚明以降学术精神是“务反宋明道学”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晚明诸儒之学，虽多力反阳明，且上抵程朱，然诸儒根本精神自是宋学。”[4]并认为：“晚明为汉以后学术史上最光辉时代。”[5]他认为晚明学术属于“第四期宋学”，处于“宋学之再变时期”。并从五个方面对晚明的学术特点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他说“晚明诸子，值东胡内侵，乃奋起而致力于学术思想之改造。是期学者，大抵反阳明，而于程朱心性学之根本精神，则确守而益加虔。以矫王学末流狂放之弊。然诸儒皆严毅而不至拘碍，广博而备极深厚，崇高而不失恺弟，是其矫枉而无或过正，所以为美。此期学者甚多，思想派别，亦极复杂。此中不及详。但总举其优点，约有五。”[6]  


    （一）为学尚实测，堪为近世西洋科学方法输入之强援。熊先生这一观点与梁、胡、侯等学者对阳明学价值的认识不同，认为明代王学的长处在于“理性之发达”，只是由于王学末流的凿空掩盖了这一长处，“故王船山，亭林习斋诸儒之学，皆注重实用。为学之态度，皆尚经验；言治化得失必征诸当代实情，而复考历史，以推古今之变。穷义理之奥妙，必本诸躬行实践，而力戒逞臆谈玄。”只是由于清儒又丧失了这种“实测”精神，直到清末“始渐发露，而西洋科学方法输入，赖此为之援手。”[7]  


    （二）民族思想之启发。熊先生将民主主义的源头上溯到孔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昌言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种界之分，而实际上以文野与礼仪之有无来作为判断标准。因而这种民族主义，“皆为尊人道，贱兽行，伸正义，抑侵略，进和平，除暴乱，决非怀争心而与异种人为敌也。”[8]出于这一“文野”之分的思考，他高度肯定了晚明诸儒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说：“明季诸子，始盛扬民族思想，……及至王船山、吕晚村、顾亭林诸儒，则发挥光大，千载久闭之义，一旦赫然，如日中天。”[9]  


    在《十力语要》《答某生》一文中亦有类似思想，足以证明此为熊先生在民族问题方面的一贯之思。文中说：“大抵各民族间，必有其民族思想，即各能自爱其类，各图自立自存，自强自创，乃能共进于太平。故民族思想善导之，用所以促进太平，实与太平之理想不相背也。”这种民族思想绝不是“狭隘的自私观念，专以侵略他民族为事[10]。”  


    （三）民治思想之启发。熊先生认为，晚明诸儒，如王船山、顾炎武、黄梨洲、颜习斋之民治思想，是挽救当时中国危机的宝贵思想。他说：“亭林、船山，同注重学风士习。此实民治根源也。中国而欲转危为安也，王、顾诸儒之学，其可不急讲乎。梨洲《明夷待访录》，亦言民治。颜习斋四存之论，尤为民治本根。”[11]  


    （四）哲学。熊先生认为，“此期哲学，仍继续程朱以来反佛教精神，而依据大易重新建立中国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奏此肤（肤者，大也―引者）功者，厥惟王船山。”他批评梁启超以来谈论船山的观点，“自清末梁任公以来，时有谈船山者，大抵就涉猎所及而摘其若干辞义，有合于稗贩得来之新名词或新观念者，以赞扬之。至于船山之根本精神与其思想之体系及根据，则莫有过问者。”[12]以王船山作为明清时期哲学大纛，乃熊先生之明见，且其对当时研究船山者的批评也不算为过。然对明清之际哲学精神之概括，则有进一步讨论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