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震怒：著名史学家翦伯赞自杀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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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1898年生于湖南桃源县，维吾尔族。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参加北伐，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突出的贡献。建国后，翦伯赞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更加愉快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发展事业当中。
翦伯赞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早在抗战前，他便致力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史料，为开辟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研究并传播唯物史观，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卓著的功绩。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伯赞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声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翦伯赞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1961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从以上三段文字，大体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翦伯赞捍卫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抗的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康生与陈伯达。他坚持正确观点越坚决，抨击错误观点越尖锐，就愈发引起康生、陈伯达之流的仇恨，隐患也就越大。从此时起，有人已暗中收集翦伯赞的“黑材料”了。
1965年年底，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变得阴晴不定，毛泽东已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的次日，11月11日，《文汇报》的记者便来采访翦伯赞。翦伯赞严厉批评姚文元“粗暴”，是“打棍子”，是“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同时指出:“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要以此作为突破口，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不久，光明日报编印的两期《情况简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说:“他（指吴晗）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指出:“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12月21日，毛泽东就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人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翦伯赞的情况可想而知。“学术讨论”迅速演变为政治上的大批判。翦伯赞被扣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他的观点被诬为“中间观点”，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