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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环球网读书频道 没过几天，“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杀气腾腾地来到北大历史系，迅速组织历史系的几名造反派，形成“翦伯赞专案组”，开始紧锣密鼓地审问翦伯赞，试图从翦伯赞口中得到所谓的“刘少奇有叛变行为”的罪证，强行要翦伯赞证明在某次国共谈判中刘少奇勾结国民党、叛变革命的“阴谋”。当时刘少奇已被打倒，《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已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批准《审查报告》自然是错误的），刘案已经结束。专案组的成员何以还要大做文章？
翦伯赞仔细回想过去，那次国共谈判时，他还不认识刘少奇，直到1949年初才第一次在解放区见到刘少奇。说刘少奇在那时叛变，而且是他翦伯赞亲眼所见，这从何说起呀？
翦伯赞实事求是地将情况说明白，并坚决不做伪证。但专案组成员根本不听翦伯赞的解释，他们为了达到自己整人的目的，便气势汹汹地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吼叫着，威胁着，侮辱着……
但翦伯赞仍然坚持着，说:“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翦伯赞有了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按理说，翦伯赞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又是历史学家，最能看开政治运动的起起伏伏。在燕东园他也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摧残，但从未想过自杀。他还说过:“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不瞑目”，“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可是现在，中央专案组重要人物出现在北大，并敢说:“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话，你就没有问题了。不！你要是不老实，我们照样可以把你关起来。”口气之大，使翦伯赞不能不想到这背后还有更大的背景。这样一来，翦伯赞遇到一个大是大非又无法妥协无法解决的问题，生不如死，他开始考虑如何解脱了。
我实在交不去来
从搬进燕南园，到当年的12月18日，短短的一个月左右时间，翦伯赞被审问8次，应付催索“交代”材料2次，接受外调15次……为达到目的，专案组成员无休止地威胁恐吓，进行人身侮辱，致使翦伯赞的夫人精神恍惚，翦伯赞的身心也一天比一天衰竭，多次晕倒，自杀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坚定。他以失眠为由，多次向管理人员要安眠药。
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来，要在纸上写字，但挤了好几下，钢笔里面一点墨水都没有了。翦伯赞叹一口气，对旁边的人说:“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当天晚上，翦伯赞夫妇向人世告别。为了不引起守候他们的杜铨的注意，10点多钟的时候，翦伯赞特地拿出一些钱和粮票，请工人在明天早上为他买几根油条。
12点多，翦伯赞夫妇从床上起来，郑重地穿上新衣新袜。
杜铨此时除负有照顾他们的责任外，还被派给随时监视并提防他们自杀的任务，听到响动，也要起床。
翦伯赞平静地对他说:“您不要起来了，我只是想喝点牛奶。”
翦伯赞的夫人也说:“他饿了，我给他热点牛奶，火炉还好着呢，就不麻烦您了。”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翦伯赞的夫人说道:“喝点就行了，赶快睡吧。”此后，杜铨再没有听到一点动静。
第二天早晨，当杜铨推开家门进去以后，才发现翦伯赞夫妇已经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尽了。在翦伯赞所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张纸条，均以竖排写三行字。
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
所写的杜师傅就是守候他们的杜铨。
翦伯赞夫妇自杀，引起巨大的反响。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恼火。他给翦伯赞“出路”，是希望通过这个典型，给知识分子以“出路”。他把谢富治叫去，狠狠训斥一番。谢富治一肚子气撒到负责军管北京的某军副军长身上，骂道:“你们这些废物！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砸了！”
即便如此，翦伯赞的冤案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才予以平反，而且平反过程很费周折。
如今，我时常会去燕南园看看，免不了也会见到翦伯赞住过的燕南园64号。那儿的风景依然美丽，绿树环绕，鲜花盛开，古式的房屋渗透着平和的气息。人们幸福地生活，自由地谈论，早忘了这儿还曾有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祝愿这样的生活永远持续。
可是，我也想跟世人说一声:当我们幸福地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历史。历史使人警觉，使人居安思危，使人不犯旧错，使人不断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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