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民国史学传统

  来源: 中华读书报

敬畏心、痴心、童心，构成了王家范先生《史家与史学》内在的精神源流，也许从其发掘民国史学传统之不遗余力，以图开掘中国史学之新路，还可以加上一个“赤心”的名号，即开放而反思的文化民族主义情怀。
王家范，1938年生，江苏昆山人。1957年夏秋之交，别离水乡小镇，投奔华东师范大学，与史学结缘。1961年完成 本科学业，留校任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专长中国通史、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等。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等。
洞开管窥民国史学传统的幽径
2006年年底，在华东师大的丽娃河畔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史华慈国际研讨会，也借此追思这位以研究中国思想史闻名的哈佛教授的九十周年诞辰。在会议间隙，我陪学友段炼去逸夫楼宾馆，采访与会的历史学家张芝联先生。张先生在缕述了一些光华大学旧事后，悠悠然说道，华师大能为美国历史学家开这么大的一个会，怎么就不能也开个国际会议纪念历史系的已故史学名家吕思勉呢？这虽是一个细微的插曲，却不亚于给当时正为史华慈倾倒的我以“当头棒喝”。对于我们这一代有志于历史研究的青年学生来说，也许我们更耳熟能详“如数家珍”的是海外汉学家的姓名与著述，而于民国的史学名家则往往隔膜已深，民国史学传统几乎没能根植于我们的史学意识之中。
或许正因为张先生的这个提醒，当我阅读华师大历史系王家范先生的新著《史家与史学》时，尤其当打开正文，看到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吕思勉的研究文章时（《吕思勉：尽心平心治史的楷模》），内心涌动的是一种惊异与喜悦。王先生是明史专家，曾经给我们这些研究生讲授过中国通史课程，可以说他的课堂第一次让我感受到历史学的魅力。记得一次课堂上，他说研究历史学就仿佛去捕获窗外的天空上的浮云，虽然永无可能完全触摸到历史的真实浮云，但那个寻找、思索与捕捉的过程是让人着迷的。读王先生这本新书，就似乎仍旧置身于他的课堂之上，聆听其议论风生，臧否人物，随其神游八极，他也仿佛一个功力深厚的武术名家，在激情四溢与回味悠长相交替（有时甚至手舞足蹈）地传授武林秘笈。
王先生通过对民国以来的史学家荡气回肠的叙述、描摹与剖析，再现了一代历史学家的精神群像。这种叙述与再现在海外汉学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日烈的今天，自然具有“拨乱反正”之意义。他在序言中也夫子自道其著述目的：“盘点好百年的家底，就是要抛弃一切狭隘的偏见，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尊重出于学术良知的一切歧见，合理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把学术的发展看作是在百年探索不已、交相激荡中积累起来的共同财富，学术不属于少数人专有。”王先生虽快到古稀之年，却永远是那样的精神饱满，对历史的探索激情总是能给我们这些后学以极大的鞭策。
王先生倾注心力分析了吕思勉、许思园、张荫麟、萧一山、柳诒徵、范文澜等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也评论这些史学名家的代表作品，为我们这些后学者洞开了管窥民国史学传统的幽径，道旁奇花异草，让人目不暇接。王先生本乃性情中人，又具谦卑情怀，更兼身世跌宕之历练，以无我之我，翩然径入民国史学丛林，其诸多感慨都是心领神会之后的知人之论。如对张荫麟如是评价：“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唯钱穆《国史大纲》可相匹敌）。全书没有累赘冗繁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而对于用力最深的史家萧一山，通过评述萧一山的生平、交往与写作《清代通史》的原委、经过，王先生对萧氏治史“博而知要，约而能精，由分析而之综合，由征实而知发挥，由功力而通义例的通史大家风范”则赞美有加。
敬畏心、痴心、童心、赤心
从对这些史家与史学的梳理中，王先生极力倡导一种研究历史者应该的存敬畏之心：“人之处世，敬畏之心不可无。如同不畏天地人心，对历史的无知无畏，也会因权力或物质之诱惑，恣意妄为，置历史冰鉴于不顾，坠入黑暗。”同理，对于史学传统也应该持有敬畏心，而不能弃之如敝履，或束之高阁不闻不问。正因为这个原因，王先生对于天才史学家张荫麟的“好学深思”褒扬不已：“这种不依门户、自由创造的风格，绝非世俗常见的那种无端狂妄，藉浅薄挑战名家以求一搏。张荫麟从心底里尊敬一切有学术成就的前辈和师友，细微地体察汲取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创造，治学厚实而见地敏锐，执著底定而鄙薄趋俗。”
但王先生在《史家与史学》中除了阐扬这种敬畏心外，也提倡“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求真精神，这在他看来是史学的命脉所系，不能不守持之，因而，在提倡史学研究的谦卑精神同时，他也呼唤一种史学的敢于疑难前辈或名家的挑战精神，对历史的这份“痴心”也可反映在他的知行合一之中。例如，王先生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此褒贬道：“《国史大纲》可以说是以气盛情深而获取成功的一部通史。若以专家的角度看，疏阔之议势所难免（严耕望也委婉说到）。然最可斟酌的，倒是这种近乎自恋式的本位文化情结，不免对本属历史的应有之义，多有遮蔽回护，总欠几分冷峻。对近世的落后、变革的艰难，也缺乏深沉有说服力的内省。”对于前些年在中国史学界刮起一阵旋风的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王先生不趋流俗之浅薄，不陷自恋之泥潭，依托自身数十年对于明清历史之钻研与积累，发表了几篇重要的商榷性论文，认为“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报果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今乃相对而言，民国学者对于今日纷纷然沉溺在国家、省市级项目、课题中的“为人”之学的教授来说，似乎也已算作“古之学者”，其遗风余韵在历次政治运动之淘洗中，虽近乎厮灭，但也偶尔有星火流传。王先生青年时亲炙著名史家陈旭麓，作为其学术助手自然得以隔代遗传民国之学脉。而其治史学之“未泯童心”（童心亦即好奇心，无欲无我之心），更是为其理解民国史家提供了机缘。比如其对于吕思勉之“尽心平心”悠然会意，阐发为：“心安方能理得。心平方可心安，方可入‘意诚’的境界，即笃于真理的探索与追求，不为世俗的种种欲求所拘縻，独立思考，有自己学术上的执著。浮躁即缘于心不平。私欲太过，坠入世俗之孽障而不能自拔，举止言行自然必难不浮躁、不入俗。”王先生虽年届古稀，但接触新生事物不让少年，且兴趣之广博让后学悚然惊叹，斯亦可管窥其“老顽童”式之性情。王先生时常网上冲浪，经常游走在一些著名思想文化网站和史学讨论区，甚至匿名发帖讨论，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情态。聊举文中一例可察之：“稍稍关注网络，就不难发现，对清史各式各样的议论，真也不少。不能小看了那些自称‘渔樵’、‘钓客’的，虽不是专门家，随性翻书，笑侃加闲话，亦庄亦谐，不经意间蹦出若干惊世之语，往往会让人猝不及防。”王先生在一次学校讲演中，专门以一网络高手的业余明史研究，作为议题切入历史研究话题，视野所及纵横捭阖，史料采择左右逢源，吉光片羽时或展现，妙语连珠涤人情怀，其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和诙谐风趣的大家风范昭然可见。记得前不久，加拿大明史专家卜正民来校讲演，王先生端坐前排，入情入史之状让我等后生小子甘拜下风，讲座结束后，入厕，发现王先生方便完毕后，居然在公厕里，拄着拐杖，抽着烟，悠悠然而声情并茂地与历史系一博士生讨论该讲座所涉及之历史细节，谈笑风生，旁若无人，其情其境，赫然可见王先生之不拘小节，及对后学循循善诱、即兴教导之师道情怀。
敬畏心、痴心、童心，构成了王先生《史家与史学》内在的精神源流，也许从其发掘民国史学传统之不遗余力，以图开掘中国史学之新路，还可以加上一个“赤心”的名号，即开放而反思的文化民族主义情怀。史学之于王先生，绝不是一种外在于其心性的谋生职业，而是其人生志趣、精神探寻之所在，学术与生活不是像今天的诸多史学工作者那样是截然两分的。或许用韦伯的一段话可形容王先生的研究状态：“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成功地做此臆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应该去做别的事。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Leidenschaft）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王先生研究史学的心得在如下一席话中全然捧出，读之如坐春风，如沐晨晖，有令人豁然开朗之奇功：“研究历史，两个基本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材料，要熟悉过去与现在有关‘人’与‘社会’互动的经验性材料，掌握检索和辨伪史料的技术；二是思想，有自己的体验和心得，能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前者是苦功，是技巧，有一个逐渐熟练的过程；后者是灵性，是思想，要许多相关知识的综合，更需要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发表意见的能力。所以学历史的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要地毯式地一寸一寸地搜寻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当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善哉斯言！
《史家与史学》，王家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作者：唐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