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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参详各史记载，排比考证，研究了隋朝王室籍贯、杨忠是否参加“擒窦泰”战役、独孤皇后生年及婚年、隋文帝任随州刺史的时间及隋文帝诛北周六王冤案、篡周系时，以及隋代流刑、开皇定《令》时间、开皇年间隋文帝废置县等九个基本问题，订正史实，多有新见。
一、隋室籍贯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其名著《廿二史札记》中说道：
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杨坚五世祖元寿，家于武川，元寿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隋文帝。……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
（注：王树民校证、赵翼着：《廿二史札记》卷十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
自赵翼提出武川镇为周隋唐三代渊薮这一著名论断之后，几乎成为定论。然而在已故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七篇《杨隋、李唐非出自六镇》（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该着未经陈寅恪先生审阅，故未敢断定为陈先生的最终见解，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对此质疑道：杨忠之妻为济南郡的吕苦桃，故“疑杨家本系山东杨氏。《杨忠传》谓杨忠‘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是因为他的高祖杨元寿，魏初曾作武川镇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颓。吾人不能据此谓杨氏出于武川。”
隋室不出自弘农杨氏，拙著《隋文帝传》有专门考证（注：参阅韩升：《隋文帝传》第二章第二节，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可以无疑。但是，仅仅根据杨忠的妻子是山东人的孤证，就断定其为山东杨氏，未免过于离谱。
《隋书》卷七十九《外戚?高祖外家吕氏传》称：
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至开皇初，济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自称姑字苦桃，为杨讳妻。勘验知是舅子，始追赠外祖双周为齐郡公，外祖母姚氏为齐敬公夫人。诏并改葬，于齐州立庙，置守冢十家。
由此可知，吕氏乃山东民女，无门第可称。如果杨忠果真出自山东姓族，则根本不可能娶如此身份之女子为妻。显然是落魄潦倒之时，出于无奈而成此婚事。
杨忠何以流落于山东闾巷，无以庇身呢？
《周书?杨忠传》（以下简称《杨忠传》）记载：“父祯，以军功除建（宁）远将军。属魏末丧乱，避地中山，结义徒以讨鲜于修礼，遂死之。”据此可知，杨忠父子自边镇流入河北，是因为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当时，六镇降众大多被安置于中山（今河北定州市）一带，故杨祯能够缘此召募义徒，镇压鲜于修礼。鲜于修礼起事于526年，则杨祯“结义徒”到战死都在是年。
据此，《杨隋、李唐非出自六镇》进一步推论：“疑杨忠在鲜于修礼破灭之后，随河北流民入青州，追随那杲。”经此整合，适与《杨忠传》（《北史?隋本纪上》同）所载杨忠“年十八，客游泰山”一事相符。亦即杨忠是为了追随刑杲而辗转至山东的。
查《杨忠传》，其卒于天和三年（568），享年62岁。据此推算，杨忠客游山东之年，为正光五年（524）。 这一推算可以从杨忠的另一记载得到有力的证明。亦即《杨忠传》说其于泰山时，“会梁兵攻郡，陷之，遂被执至江左。在梁五年，从北海王灏入洛，除直阁将军。灏败，尔朱度律召为帐下统军。”
524年，也就是梁武帝普通五年，梁朝大举北伐， 战事持续到翌年，攻克北魏十余城，此有明文记载，与《杨忠传》所述相符。北海王灏入洛，事在529年。北海王灏为北魏献文帝之子， 因尔朱荣在洛阳残害北魏君臣而南奔，借梁兵北伐，北人在南朝者，颇随其北还，杨忠亦在其中。而此时距其被俘入梁恰好五年，与本传记载完全符合。北海王灏同年为尔朱氏所破，杨忠因此转入尔朱麾下，其经过甚明，无可置疑。
也就是说，杨忠于524年被虏往南朝，以及其后北返的事迹， 可以从史书记载上得到确证，则所谓他于529 年为追随刑杲而流入山东之说不能成立，甚至他与其父一道召募义徒镇压鲜于修礼的推论也不能成立。
显然，杨忠自武川南徙时已与其父离散，独自沦落山东，孤立无援，而与当地民女吕氏萍水相逢，在不受家庭礼法羁绊的情况下，结为夫妻。新婚燕尔，旋被虏往南朝。实际上，杨忠在山东的停留，犹如浮云掠过，根本与山东杨氏无缘。
相反，杨忠自五世祖杨元寿时，因出任武川镇司马而定居于此。就其家世而言，六世祖以前虚妄不可考，而五世祖后定居于北镇，且其发迹实赖于武川集团，故与其舍近求远强与山东杨氏牵扯一起，不如基于以上理由而径视其为武川人氏。实际上，一族数代久居一地，早已土著化了。
发迹后冒充士族以自高门第，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故事。但隋杨自称弘农杨氏，却不只是同姓而已。本来，弘农杨氏在南北朝前期就因屡罹祸难而一蹶不振。北魏时兴盛一时的杨播家族，其来历已不可考，故《魏书?杨播传》称其“自云恒农华阴人。”既然杨播可以“自云”，则隋杨亦无不可“自云”之理。既然都是“自云”，则其相互认同，更在于共同的利益。
而其相互认同结合的经历亦颇有时日。杨播的儿子杨侃曾助贺拔岳军团平定关中，并引京兆大姓韦孝宽为司马，“以女妻之”（注：《北史》卷【爱春秋，爱中华】，《韦孝宽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259页。），和关中大族结下深厚关系。杨播家族在北魏末年尔朱氏擅政时遭到灭门之灾后，弘农杨氏急需有新的政治强人来维护。而在此时，自南朝归来的杨忠已经在西魏政权下崭露头角，成为宇文泰集团的核心人物，由魏恭帝“赐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注：《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第 397页。）。边镇军将荣登大位，正需要粉饰门第以抬高身份。当下，双方的利益不谋而合，杨忠得以“认祖归宗”，而弘农杨氏也因此获得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为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这样的结合对于双方显然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在门阀社会，得到士族的全力支持，不啻获得雄厚的政治的基础。应该说，隋杨家族对此门阀关系认同颇深。弘农杨氏在隋朝得到许多荫庇提携，勋戚满朝。不仅杨素一家鸡犬升天，其余各枝也是飞黄腾达。我曾对开皇前后期政治人事的演变作过调查，发现自开皇中期起，朝廷三省六部主官已逐步由皇亲国戚和弘农杨氏垄断。（注：参阅上引韩升：《隋文帝传》第八章。）文帝一朝，受重用的弘农杨氏有杨尚希（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杨素（尚书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杨约（内史令）、杨文纪（礼部尚书）、杨异（工部尚书）、杨武通（左武卫大将军），在高级官僚中所占比重，几乎与皇族相埒。显然，隋文帝把弘农杨氏当作皇族对待，亲密无间。因此，就双方相互认同的程度来看，基本上可以视同一族。
到唐朝，弘农杨氏丝毫没有因为隋朝的崩溃而衰落，仍保持着尊贵显赫的政治社会地位，此政治社会基础当然是在隋朝奠定的。至于隋杨一族，唐朝时人已完全将他们当作弘农杨氏。
隋杨与弘农杨氏的结合，是民族融合形势下，崛起于政坛的下层武将融入门阀社会现象的缩影，同时也是门阀士族通过与政治强人结合而复兴的典型事例。
二、杨忠未参加“擒窦泰”战役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记载，贺拔胜于大同二年（536 ）北归，独孤信和杨忠则迟至翌年才回到关中。《周书》卷十六《独孤信传》也记载其于大统三年（537）秋回到长安，时间明确。 但《周书》卷十九《杨忠传》记载，杨忠随宇文泰“擒窦泰”。擒窦泰在大统三年正月，参战者为先期归来的贺拔胜。其时，杨忠尚未回到关中，不应参预此役。《杨忠传》误载，当从《资治通鉴》。
三、独孤皇后生年及婚年
《隋书》卷三十六《后妃》记载：文献独孤皇后病逝于仁寿二年（602），“时年五十”。依此推算，则她出生于西魏废帝二年（553）；根据她十四岁与杨坚结婚的记载，则已是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此时，其父独孤信早已被宇文护逼死多年，不可能为她主婚。而且，根据《周书》卷九《宣帝杨皇后》记载，杨坚的长女杨丽华在大业五年（609）去世，时年四十九岁，则应出生于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早于以上推算的独孤皇后结婚时间。由此可证，《隋书》关于独孤皇后年龄的记载是错误的。《北史》卷十四《后妃下》记载，独孤皇后去世时五十九岁，显然是正确的。
另外，根据《北史》独孤皇后卒年推算，她出生于西魏大统十年（544），按照其十四岁结婚的记载推算，则应在北周孝闵帝元年（557）。但是，上年底宇文泰去世，而这年二月，其父独孤信就被罢黜，不久自杀。因此，独孤氏与杨坚结婚，应在上年（556）， 即宇文泰和独孤信都健在之时。
四、杨坚任随州刺史的时间
杨坚担任随州刺史的具体时间，史无明文。《隋书?高祖上》仅载：“武帝即位，迁左小宫伯。出为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后征还，遇皇妣寝疾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代称纯孝。”所以，一般都系之于武帝即位初年。然而，《隋书》卷五十《庞晃传》记载：“时高祖出为随州刺史，路经襄阳，卫王令晃诣高祖。”据此，则杨坚出任随州刺史必在宇文直出掌襄州之后。《北史》卷五十八《周室诸王》记载：“（卫刺王直）武成初，进封卫国公，历雍州牧、大司空、襄州总管。”查《周书?武帝上》，宇文直于保定元年（561）十一月任雍州牧；保定四年（564）九月为大司空；保定五年（565）正月，北周为加强对外攻势，“令荆州、安州、江陵等总管并隶襄州总管府，以柱国、大司空、卫国公直为襄州总管。”据此，荆、襄一带的机构调整在保定五年初，其人事任免也应在此时期。不久，杨坚就被征还京城，侍奉其母达三年，而杨忠在三年后的天和三年（568）逝世，综合以上记载， 则杨坚任随州刺史当在保定五年中一段不长的时间。
《隋书》卷六十九《王劭传》录其上表称：“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变清，十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隋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论者或据此将杨坚任隋州刺史系于保定二年。其实，王劭贯采荒诞不经的传说事迹，附会图谶，以献媚取宠。杨坚封大兴公早在五年前的明帝即位时，王劭有意将之与“黄河清”、“大兴公”和“隋州刺史”等系于保定二年，是为了牵强附会“壬千岁”、“五月五日”及“二十年”等历数，以证明隋属火德，乃膺天命而兴之说，显然不足为凭。
五、杨坚篡周系时当依《周书》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四“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 ）五月”；《周书》卷七《宣帝纪》；《隋书》卷三十八各传，从宣帝去世到杨坚入掌朝政这段经过的时间记载，《周书?宣帝》与《隋书?高祖上》完全不同，《资治通鉴》采用《隋书》，而我则采用《周书》的记载。据《隋书》记载，宣帝死于五月十日，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五日静帝亲政。也就是说，宣帝从九日夜游天兴宫到去世仅隔一天。《通鉴考异》说明采用《隋书》的理由是，杨坚能够矫诏当国，是因为变起仓猝，若按《周书》记载，则从宣帝发病至死，“凡十五日，事安得不泄！”十分明显，《资治通鉴》并没有别的史料根据，只是出自个人判断。根据《隋书?刘P传》，宣帝发病后失音，显然是由于上呼吸道引起的疾病，当不至于即死；而且，根据北周从明帝到宣帝的皇位继承情况看，新帝都是在先帝去世第二天即位，其间没有间隔，静帝于二十五日入居天台，正说明宣帝死于二十四日，若按《隋书》则间隔三天；最关键的是，围绕杨坚主政，宫廷内部有过激烈的斗争，杨坚未能完全控制局势，就不可能封锁宣帝死讯达十二日之久。其实，所谓变起仓猝，当是指宣帝于二十二日意识到病势无望，急召五王入侍，诏令才发出两天，病势就急转直下，等不到五王赶来就去世，而朝中没有宗室强有力人物，所以给了杨坚可乘之机。此段经过，《周书》之《宣帝纪》与《静帝纪》，逐日详细记载，清晰可考，而《隋书?高祖上》则时间含混错误，不能为据。
六、诛周室六王案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四“陈宣帝太建十二年（580 ）五月”记载：“坚恐诸王在外生变，以千金公主将适突厥为辞，征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周书》卷十三《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和《隋书?高祖上》均无此记载，不知《通鉴》有何根据。《周书?赵僭王招传》记载：“（大象）二年，宣帝不豫，征招及陈、越、代、滕五王赴阙。比招等至而帝已崩”，正说明征召五王入京者为宣帝无疑。《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记载：“大象元年，他钵复请和亲。帝册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嫁之，……二年，始遣使奉献，且逆公主。”《周书?宣帝》也记载，突厥入朝迎娶公主在二月；而且，五月宣帝驾崩，国丧期间决无下嫁公主之理，杨坚不可能出此掩耳盗铃的下策召五王入京，适足激成其变。但是，从五月二十二日宣帝召五王到六月初四五王入京，似乎时间太长。《隋书》卷五十四《崔彭传》记载：“及高祖为丞相，周陈王纯镇齐州，高祖恐纯为变，遣彭以两骑征纯入朝”，崔彭计擒陈王入京。这段记载似乎有所夸张，难以尽信。五王未及时入京，杨坚恐其生变，遣使催促，或许有之，但其详情已不得而知。我以为五王并非被杨坚诓骗到京城的。
实际上，五王直到六月初四才齐集于京城，这时宣帝都死了十来天，杨坚也已上台，他们不但无计可施，而且一旦回到京城，简直就是羊入虎口，自身难保。
五王回到京城，见到大权旁落，切齿愤恨，他们和在京诸王联系，发誓要捍卫宇文氏政权，决不让杨坚篡夺。然而，他们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似乎没有完全明白，自从进入京城那时起，他们就已经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果然，六天后，也就是六月十日，杨坚以谋害执政罪，诛明帝的长子毕王贤一家，（注：诛毕贤的时间根据《周书》卷八《静帝纪》，其经过则见于同书卷十三《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贤性强济，有威略。虑隋文帝倾覆宗社，言颇泄漏，寻为所害，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国除。”）给五王来个下马威。同时，杨坚任命年幼无知的秦王贽为大冢宰，取代其兄汉王赞，加强了自己的权势。
既要排除皇室势力，又不能过早暴露篡周的野心，杨坚煞费苦心地对宗室诸王软硬兼施，又捧又打。七月十六日，杨坚让静帝下诏，令五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以示尊崇。然而，五王曾与毕王贤秘密商谈国事而被人出卖，现在，杨坚只杀毕王而不再深入追查，甚至给他们殊荣，显然是要向天下显示自己宽宏大量，把一切罪过都扣在五王头上，将他们耍弄于掌中，再各个击破。果然，没过多久，杨坚突然造访赵王府，回去后，就以刺杀执政未遂罪，于二十八日诛赵王招和越王盛两家，五去其二。次日，加封两位皇弟为王，以掩人耳目。入冬以后，随着外间叛乱次第平定，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后，杨坚更无顾忌，先后于十月十日和十二月二十日，以同样的罪名再杀陈王纯和代王达、滕王三家，消灭了京城皇室有政治经验的成年亲王。
显然，诛杀北周宗室六王是杨坚为夺取政权而制造的一起冤案。诛杀五王发端于杨坚造访赵王府，从有关此事的不同记载里，可以看出罗织罪名的痕迹。根据《周书?赵僭王招传》记载，是赵王招邀请杨坚至其第寝室饮酒的，《隋书?元胄传》亦同。（注：《资治通鉴》关于此事件的记载，基本依据《隋书》卷四十《元胄传》，参以《周书》卷十三《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并无多少参考价值，此不论。）但是，当时三方乱起，杨坚日夜忙于处理军国要务，岂有闲暇饮酒作乐？看来，还是《隋书?高祖上》透露了实情：“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杨坚于内忧外患、百忙之中主动到赵王府，乃是攘外必先安内之策，既然如此，则决无不作防备甚至对赵王毫不起疑的道理。而且，当时在场的是滕王，可是，案发后受诛的却是与此事无关的越王盛，其间诬枉，不言自明。至于在寝室里饮酒、拔佩刀切西瓜、元胄破门入卫及以身堵门掩护杨坚撤退等扣人心弦的场面，无非是对鸿门宴故事的摹写，于精彩之处，益见其伪。
七、隋代流刑
南北朝时代，流刑已见于北魏律，而北齐和北周均将其正式列为五刑之一。据《隋书?刑法》记载，北齐规定：“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北周则区别为五等，起自二千五百里的卫服，直至四千五百里的蕃服，每等相差五百里，亦加鞭笞。由此可知，流刑的对象为犯死罪而情有可原者，故处罚很重，本由流放、体罚和劳役三者合一。唐朝流刑未见附加刑，唐太宗时，废除断趾肉刑，改为流放三千里，加劳役二年，称为“加役流”。由此可知，隋朝的流刑不能称为“加役流”，而且，劳役有在官府或军队里罚作，流配本为一事，不能硬加区分。隋律中的流刑，大约取自北周律而颇加减轻。唐朝将流刑之劳役统统减为一年，但各等均加一千里。《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宣帝太建十三年九月”条记载：“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这恐怕是误将唐律当作隋律。
八、开皇定《令》时间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下》记载：“（开皇）二年，定令”，但月份不详。《玉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类书丛刊本，1992年版）卷六十五《律令上?隋律令格式》和《通志》（注：《通志》，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版。）卷十八《隋纪十八?文帝》都记载“七月甲午，行新令。”但是，查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史历日和中公历日对照表》（注：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史历日和中公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该年七月无甲午日，故“甲午”或为“甲子”之误。高明士《从律令制度论隋代的立国政策》推测，格、式也和令一道公布。《隋书》卷三十六《后妃传》序载：“开皇二年，着内官之式，略依《周礼》”，可作开皇二年（582）颁式之左证， 故高氏说应可成立。
九、开皇年间全国不止数百县
气贺泽保规《对隋代乡里制之一考察》（注：气贺泽保规：《对隋代乡里制之一考察》，载《史林》58―4，1975年。）一文中，以大业年间的县数减去南陈辖县438，得出开皇时的县数为817，并引李德林的话“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作为左证，认为开皇时县数大有减少。然而，《隋书?地理上》总序记载：“大象二年（580）， 通计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县一千一百二十四。”北周末年，县已过千，其时杨坚已执权柄，未见对县进行大规模精简，何以县数会有如此锐减？我曾对隋朝数千个州、郡、县沿革情况逐一查考（注：隋代州郡县的变迁，请参阅上引韩升《隋文帝传》第五章。），限于篇幅，这里仅将隋文帝时代县的改置情况，按今日行政区划统计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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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县改县废县 立县改县废县
内蒙古2 1 （改镇） 0 湖南 4 0 4
新疆 0 0 0 安徽 9 1（改郡） 8
宁夏 2 1（改镇） 0 江苏 7 0 25
青海 0 0 1 浙江 6 0 14
甘肃 3 0 7 江西 4 0 35
陕西 6 0 4 福建 1 0 8
辽宁 0 0 0 广东 9 2（改郡）26
河北 45 0 4 四川 13 1（改郡）14
山西 23 1（改郡）4 贵州 3 0 0
山东 51 0 3 云南 4 0 0
河南 53 0 19 广西 21 4（改郡）10
湖北 4 0 13 越南 00 1
总计270 11200
根据上表，可知文帝时代全国立县281（含改置），废县仅200，净增81，则全国县数非但未减，反倒增加。因此，李德林所言，似非讲全国仅有数百县，而是讲吏部到期要诠选更替数百县令，不宜引作考订隋代州县废置的依据。
作者：韩升(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01，94～10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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