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的坎坷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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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曾经在我国历史上盛极一时，但作为第一部完整的唐朝历史，却是在一个极端混乱的时代里完成的。这部史书，现在在二十五史中被称为《旧唐书》，题为刘d编撰。  

刘d为五代后晋时的宰相。《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塘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其实这部史书花功力最多的为张昭远和贾纬，只是因为书成时刘d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d就成了署名撰者了。《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然而《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v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d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d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d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明末顾炎武评之为“颇步繁芜”。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在《旧唐书》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原始史料经过几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编撰《旧唐书》时离唐亡仅三十多年，许多史料直接从唐人得来。《旧唐书》使这些难得的史料保存了下来。这是它的一大好处。例如某些传里的“今上践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语句，便明显是从当时国史和实录直录下来的痕迹。唯其直录当时人的记录，史料价值就尤其可贵。有些列传，还采用了唐朝当时人写的“行状”、“家传”。这些家传，常常是唐代的名家所书，不仅如实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笔上也很有特色。赵翼《廿二史记》评论说，《旧唐书》中的《封常清传》，“郁勃悲凉”，“千载下犹有生气”；裴所写的《郭子仪传》，“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旧唐书》的纪传里，还大段大段地引录唐朝君臣的诏令、手札、奏章，这些原始资料后来有的已荡然无存，却赖《旧唐书》的收录而得以保留。正由于《旧唐书》有上述这些长处，司马光等在修《资治通鉴》时，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另一方面，唐朝是我国一个强盛的朝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有所发展。在《旧唐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我国少数民族的史料，以及他们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婚姻的记实，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以及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东北、西南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录，都在《旧唐书》里有较多的记载。在唐朝和邻国日本、朝鲜、印度的关系史方面，《旧唐书》记载也较为详细。其分量比起别的同类正史来要多得多，史实也较可靠。  

《旧唐书》在研究我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书。关于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都有比较翔实的记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尤为可贵的，是《旧唐书》的志里，保存了内容相当丰富的我国科技史的资料。在《历志》和《天文志》里，有著名天文历法家李淳风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历》和《大衍历》的比较完整的内容。在《贾耽传》里记录了他所著作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等地理学上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是中外地理学家研究古地理学的难得的记录。 但《旧唐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出自乱世，又出自众手，成书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因为编史队伍的不稳定以及互不通气，竟至出现某些人物同时并列两传的情况，如《杨朝晟传》就同时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两处；《王求礼传》和《丘神薮》也有类似情况。难怪北宋初年有人要否定它，由宋、欧诸名家另写一部。但若由此把这部书全盘否定，甚至革出正史之列，也是不公平的。历史毕竟已给予《旧唐书》坎坷的命运，使它无端沉没了约五百年。  作者：韦唐
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二十五史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