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研究断想 (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60―80年代，我追随恩师傅衣凌先生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尝试利用民间契约文书剖析农村经济和土地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总体认识上，我服膺傅先生的“弹性论”、“多元结构论”和“公私体系论”，并以此作为学术实践的钥匙。傅先生的研究侧重于生产关系的角度，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我选择的是土地所有权形态演变的角度。我之所以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发生兴趣，这是因为：  

    一、5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围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土地所有制性质的讨论，焦点集中于土地所有制形式即国有或私有的争论，而对土地所有权形态，多以绝对的、一无的土地所有权观念为指标去理解，我感觉这不符历史的实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所有权是所有制法的表现，在每个历史时代中的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不仅特定的社会所有制形式有与之相适应的所有权制度，而且所有权制度的变化也反过来影响和促进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但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与西方法律制度相对应的私法体系，那么，中国传统的所有权制度又是如何规范和运用的?是一个有待解开的奥秘。这不仅是中国法制史，也是社会史、经济史不可回避的课题。

    三、国际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颇具启发，但由于史料掌握的困难和诠释专有语汇的分歧，存在不小的争议。作为本土学者，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

    沿着傅先生开辟的道路，和个人整理民间契约文书的学术实践，我把视界锁定在明清时代东部沿海地域这一特定时空的“民间契约秩序”，即地域性的、民间层次的、非正式的产权变动运作规则，以核心产权――土地所有权作为对象，进行实证的研究。当时所做的工作，集中反映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该书“绪言”重申了我在1982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私有权与共同体所有权结合论”，即：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不是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在它的内部结构上，虽然它的横向结构同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一样，具有作用不同的各项权能，但它的纵向结构，却存在着国家的、乡族的、和私人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权利。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上，这三个不同层次权利中的每一个，都曾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发挥过作用，成为特定时代特定地区所有制形式的法律表现。私人土地所有权虽然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便已出现，但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权形式，乃在唐宋之际以后，而且始终附着于国家和乡族的土地权利上”。

    我至今仍认为，对中国式封建土地所有权观念的这一认识，比较接近和符合传统思维习惯和实践方式。理由是：  

    一、这一立论的历史社会根据，是所有者主体的多元性。我把所有者主体分成三个层次：国家(大共同体)、乡族(小共同体)、私人，各有不同的所有权利，或强或弱、或隐或显地制约着产权的移转和变更。国家对私人所有权的干预，并不只是行政权利，而是含有作为所有者的权利。如果不具有所有者的身份，官府的行政权力不可能那么大。我借用傅衣凌先生的“乡族”概念表述血缘性或地缘性的地方共同体，它对内部成员土地财产移转的“先买权”设定等等，也含有作为所有者的权利。而在私人层次，所有权也可以再分割成复式的(如“一田二主”)，由多人分享。这是对当时国内主流观点――所有者主体只能一个――的否定。所来许多研究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史的论文和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方法、史料，也证明了中国封建土地所有者主体多元性的事实。尽管所有者主体多元性结合的具体方式是千奇百怪、复杂多姿，但特殊性寓于所有者主体多元的普遍性之中，是经得起科学的反复的历史论证的。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中，所有者主体单一的局面已被打破，符合中国国情的产权制度既与传统断裂，也有连续性的一面。比如现行的房屋财产所有权制度，个人可以享有“安全产权”(完全的房屋所有权)，也可以是“三分之二产权”(三分之一为单位所有)，就是所有者主体多元的体现，而房屋占有土地，个人或单位只有使用权，所有权是国家的。套用传统的思维架构，这就叫“面”、“底”分立。因此，建立在所有者主体多元性事实基础上的这种分析思路还是有理论穿透力的，不失为研究中国所有权史的一个学术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