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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广泛搜集和利用各种材料――解决问题的基础
发现问题很重要，但它只是研究的前导和起步，解决问题才是研究的目的和完成。历史问题的解决就是要获得对该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所以归根到底是要遵循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既往的历史过程不能像自然界物理化学过程那样在实验室里再现，认识历史主要依靠各种史料。历史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要靠材料说话；历史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掌握充分的材料。所以，收集材料是最基础的工作。恩格斯讲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傅斯年曾经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论断。这个论断有片面性，但它强调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却是有积极意义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仍然是治史应该遵循的准则。对于一个学科发展，全面收集整理有关材料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当年万国鼎先生研究农史，就是从收集整理资料做起的。在万先生的主持下，这一工作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始，解放后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终于完成了一整套庞大的农史资料的编纂，这套资料，为农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重要的条件，成为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镇室之宝”。这种重视资料收集整理的好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关于收集材料，有的史学界前辈提出“竭泽而渔”，即要求把有关的材料尽可能没有遗漏地收集齐全。这应当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中国的典籍汗牛充栋，唐以前的书尚有可能读完，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以后的书是读不完的，何况还有大量其他的史料？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即使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要把有关材料“竭泽而渔”，恐怕一辈子都得耗进去。我们当然不能这样使用力量。如何即能掌握研究问题所需要的充分的材料，而又不至于被史料的海洋所淹没？我想可参照现实研究中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的方法，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从具体问题入手，以小见大。即使研究涉及范围较宽的问题，亦宜点面结合，既要有若干点（个案）全面具体的材料，又要有面上基本情况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才有解决问题的基础，只靠浮光掠影地摭拾若干例证是无济于事的。
史学研究是在世代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必须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或者对老问题作出新解释，而这些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新发掘。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充分说明新材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对“新材料”的理解不宜过于狭窄，它既包括原来不知的新发现的地下和地上的材料，也包括原来就有但没有受到重视的材料，甚至还包括从旧的材料中发掘出新的意蕴，做出新的解释。二十世纪史学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史观的进步，另一条是史料的开拓，每一次重要的史料开拓，都伴随着史学的巨大进步，并往往导致新的学术风格或新的学术流派的形成。例如陈寅恪的诗文证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傅衣凌利用民俗乡规、碑刻实物、民间文书证史，把对社会历史的细部的考察和宏观把握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史学派”。从农史学科的发展看，文革以前农史研究主要利用农书的材料、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以后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的资料被广泛用于研究，大大推动了农史学科的发展。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历史学的资料来源大大开拓了，历史学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了。
可供历史研究的史料非常之多，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例如，按时效性原则划分为原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按载体的不同划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和非物质性史料（如语言、习俗、道德行为、宗教信仰）等。也可以按材料的来源分为三类：1、传世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现代的各种文献、档案）。我国传世文献之丰富是世所罕见的，“汗牛充栋”不足以喻其多。2、考古材料（包括出土的实物资料和简帛文书）。这类材料实际上古已有之，二十世纪近代考古学的引入和发展，导致大量文物出土，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3、保存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史料。这类材料，其内容既包括知情人对近现代历史的回忆、追述及有关记录，也包括保存于现代社会中的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残余；其载体则既有实物形式（如传统的工具、用具、设施，保存至今的古碑刻、古建筑、古村落等）、文字形式（如日记、回忆录、账单、契约等），也有口碑形式（如民谚、访谈）、非物质形式（如尚未形成文字记载的、反映古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现象）。现在文博界把历史文化遗产区分为“有形”的和“无形”两部分，提出不但要重视“有形文化遗产”，而且要加强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上列的后两类，就是属于“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上世纪九十年代，农史界的前辈之一，长期从事农谚收集整理工作的吕平先生提出建立“考现学”的意见。“考现学”对象、范围、理论、方法是什么，作为一个学科当前能否成立，这是可以讨论的，但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许多可供研究历史利用的“活”材料，这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其实，在历史研究中对这类材料的使用是古已有之的，例如，太史公就很重视“考现”。当代史学大家范文澜曾把民族学的材料喻为“山野妙龄女郎”，盛赞刘尧汉先生利用民族学材料治史的成果。为了与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相区别，不妨借用吕平先生的概念，把这类材料称之为“考现”材料。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掘传统文献、考古材料和“考现”材料，并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们的研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我本人受到梁钊韬老师的影响，曾与黄崇岳、卢勋等人合作，把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起来结合，用以研究中国的原始农业和原始经济。我们在实践中深深感到，这三种材料相结合，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可以解决单靠一种材料所难以解决的问题，颇有“左右逢源”（徐中舒语）之乐。但我们这种研究方法似乎与传统的方法不大一样，涉猎若干领域，拉拉杂杂，很不专一。八十年代初，有人问认识我的一位先生：李根蟠怎么样？这位先生说：李根蟠嘛，有点本事，但他是一个杂家。意思是算不上专家。我心里很不服气，怎么这样研究就上不了台盘呢？所以我曾对人说：我呀，是“师法百家，以我为主，东拉西扯，不离其宗”。当时未免有点年少气盛，不过至今我还不认为我们走的这一条是算不上治学正途的邪路！
收集材料要充分利用各种书目、索引和其他工具书。老一辈学者都把目录学作为治史的主要门径之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电脑和网络为我们查找和检索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四库全书由于卷帙浩繁，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通读，对它的利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有了全文检索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只要把主题词敲进去，就可以快捷无遗地把分散在全书中的所有有关材料找到，四库全书的利用价值也因而大大提高了。把这种工具好好地利用起来，是史学研究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不管电脑检索如何方便，它代替不了读书。《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经收到题为《地主探源》的稿件，说“地主”一词先秦即已出现，主要指土地神，晋代开始有了“土地所有者”的含义，等等，文章罗列了许多材料，一看就知道是从电脑上检索二十四史的有关材料编排而成的。但作者不知道，作为一种阶级成分的地主，或土地所有者意义上的地主，原来并不叫地主，而是叫“田主”，“田主”一词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而秦汉时代，地主一般称为“豪民”、“豪强”。所以尽管作者对古代文献中“地主”一词的材料收集比较全面，但却说不清楚现代意义的“地主” 概念是怎样发生和演变的。这个例子说明，电脑不能代替读书，不能代替人脑。电脑检索是为了找材料，找材料不等于读书。刘家和、何兹全先生谈到了读书和找材料的不同。书是一个整体，材料只是书中的一部分。把书作为整体来读，才能得其真意。为找材料而翻书，材料是从整体中尸解出来的，弄不好就会走样。读书、精读书，才能读出学问；为找材料而翻书，翻不出真学问。他们的意见完全适用于处理电脑检索和读书的关系。在信息时代，认真读书仍然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基础。
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电脑网络作用的意思，只是要求摆正其位置；而摆正位置正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它。如何利用电脑检索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崭新课题，希望有人能系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方法。在我看来，利用电脑检索资料起码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对检索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要具备必要的知识；2、对检索的文献要有必要的了解；3、利用多种不同的匹配进行检索，既可以扩大材料来源，又可以防止片面性；4、电脑录入难免有差错，需要核对原文，有时还要进行校勘；5、对检索得到的材料，应该看它的上下文，防止断章取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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