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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二、善於發現問題
發現問題是深入學習的基礎，也是研究的出發點。世界上的學科千門萬類，其學理和研究方法也千差萬別。是否也有共通的研究方法？有的，所謂『隔行不隔理』。這就是：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方法，也是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這是研究歷史的方法，也是研究現實的方法；這是研究的方法，也是寫作的方法。在這個帶有普遍性的研究方法中，『發現問題』是第一環節，是基礎，是前提，是研究的前導和出發點。
李政道先生參觀北京中國科學館時對在場的中學生說了治學的『十二字真言』：『求學問，先學問，先學答，非學問。』學習不能滿足於現成的答案，不能只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要問為什麼。善於提出問題，學習才能深入，才能有長進。前人介紹讀書經驗，有書要由薄讀到厚，又由厚讀到薄的說法。由薄到厚，是發現問題的過程，由厚到薄，是解決問題的過程。學習如此，研究也是如此。上面談到施蜇存先生的『治學三部曲』正是『看書―引起興趣、提出問題―深入研究』。嚴中平先生在經濟史研究中提倡『四新』――新問題、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我的理解，這『四新』都是圍繞『問題』來的。『新問題』不必說，其他三新或者是解決問題的手段，或者是解決問題的結果，其前提都是問題的提出。在國外,年鑑學派倡導『問題史學』，認為不能提出和研究問題，就無所謂史學研究。其實『問題』之於研究，有着更為普遍的意義。科學研究本質上就是一個不斷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而善於發現問題，抓着矛盾之所在，是獨立鑽研中首要的一環。
善於從平常的事物中發現問題，是研究者的一種本事，一種可貴的素質。列寧說過：商品這個東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千百次碰到它，習以為常，只有馬克思認真研究了它，發現了其中的矛盾，進行深入的分析，寫出了劃時代的偉大著作――【資本論】。這是社會科學的例子。蘋果落地，這是最平常不過的事，卻引起牛頓的思考：為什麼蘋果會掉到地上，而不飛到天上去？後來，他發現了地心吸力。就是自然科學的例子。歷史研究也如是。司馬遷寫【史記】，是帶着問題的，而且時帶着大問題，他生活的時代正在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動之後，各種矛盾錯綜複雜，他想研究其中緣由，『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古代的例子。羅爾綱研究太平天國史，是從發現【清史列傳】的『張國梁傳』與【（廣西）貴縣誌】『張嘉祥傳』記述的矛盾，從而深入進行考證開始的。這是現代的例子。
不少名家重視對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能力的培養。如周谷城帶研究生，要求他們每個星期提出5個問題。英國學者科大衛，從中學時代開始，就不滿足於被動接受老師講課所傳授的知識和結論，他總是從中尋找問題，提出不同的看法，並收集有關資料證實或證偽這種看法，終於成為一個頗有名氣的學者。南昌大學的黃志繁先生告訴我，當他第一次與導師發生爭論的時候，科大衛打電話祝賀他。因為這說明他已經動腦子想問題了，這正是進步的開始。
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也就是選題的過程。當然，這兩者不是完全重合的。後者既要考慮問題的科學價值，又要考慮主觀的條件和知識的積累。前者不但存在選題過程，而且延續到以後的研究中。
如何才能發現問題、抓住問題？首先要獨立思考，破除迷信，不迷信權威，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洋人。破除迷信並不是摒棄科學理論的指導，不是摒棄前人的研究，不是靠拍腦瓜冥思苦想；而是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和分析。具體說來：
首先要認真讀書。
讀書有泛讀，有精讀。泛讀可以擴大知識面，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動態，這是很重要的，不能把自己的視野局限在孤立的一點上。但光是泛讀紮根不可能深。要想建立學術研究的深厚根基，選擇重要的書精讀是十分必要的。許多學者，尤其是搞古代文史的人，提倡有『看家的書』，把它搞深搞透。要搞深搞透，就要認真地、一字一句地讀。陳垣先生說過，讀書而不認真，也是發現不了問題的。我上大學時，劉節先生給我們（兩個學生、兩個年青教師）講【左傳】，從頭到尾，一字一句的講，講完一段，大家討論，提出問題，劉先生給予解答。每周一個半天，這樣講了一年多。雖然沒有講完，但已使我們受益匪淺。聽課前要預習，聽課後要複習，思考聽課中提出的問題，有時找其他材料對照看，還隨手寫下心得、筆記。這樣，不但積累了不少資料，而且對【左傳】所反映的時代有一種真切的感受。我大學的畢業論文寫春秋時代社會變革中的鄭子產，主要取材於【左傳】及有關的史料，我還勉力做了一個春秋大事年表。這些手稿可惜都在文革中丟失了。但精讀【左傳】使我打下較好的文史基礎，養成對重要的書籍、文章、史料認真閱讀、反覆推敲，寫讀書札記的習慣。這樣，讀書的過程不但是積累資料的過程，也是形成思想觀點的過程。文革後期，我又系統把【左傳】讀了一遍。文革後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春秋賦稅制度及其演變初探】，就是在【左傳】讀書札記基礎上寫成的。以後，我轉到原始農業、農業經濟史、民族經濟史等方面的研究，與【左傳】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讀【左傳】打下的基礎實際上仍然在起作用，可以說是使我終身受益。我並不認為每個人都要精讀【左傳】，讀什麼書，應該根據不同專業、不同學習研究方向去挑選，但不管哪個專業，都應該下工夫精讀若干重點的書，包括理論著作、近人論著和重要原典，對於研究而言，這可能是最重要的奠基工作。
有的研究生說，他們在閱讀時看看這篇文章講的有理，看看另一篇不同觀點的文章講的也有理，無所適從。這是初接觸某個領域或某個問題時經常遇到的情況，究竟如何鑑別其是非？我想最主要的是，閱讀一篇文章時，不但要看它的結論，而且要檢查其立論的依據，查看原始資料。簡單說，就是『刨根問底』。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北平師範大學教授歷史時，曾經開過一門『史源學實習課』，就是教學生如何『刨根問底』的。陳垣先生認為，『讀史必須觀其語之所出』，『史源不清，濁流靡己。』也就是說，必須檢查史著中立論所依據的史料來源，以考察其根據是否可靠，引證是否充分，敘述是否正確。這樣做，可以『練習讀史之能力，警惕著論之輕心』。一般選用近代史學名著，如趙翼的【廿二史札記】、顧炎武的【日知錄】為研究的對象，要求學生從四個方面尋考史源：『一看其根據是否正確：版本異同，記載先後，徵引繁簡。二看其引證是否充分。三看其敘述有無錯誤：人名、地名、年代、數目、官名。四看其判斷是否正確：計算、比例、推理。』正確的可『知其用功之密』，不正確的也『知其致誤之原』。這樣做，不但鍛煉了學生閱讀史著、尋找史料的能力，而且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破除迷信的精神。因為即使是名家，也並非百分之百的正確，一旦發現名家在引證史料中的訛誤，就會大大激發起學生治史的興趣和信心。這和李政道『求學問，先學問；先學答，非學問』的精神是一致的。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蘭克也說過：『人們在使用他的著作以前，必須先問問，他的材料是不是原始的；如果是抄來的，那就要問是用什麼方式抄的，收集這些材料時用的是什麼樣的調查方法。』 這種刨根問底以做出基本判斷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帶有普遍意義的讀書方法。在二十世紀的史壇上，陳垣培養了一批功底紮實、學問高深的俊才，應該說，與運用這種培養方法有密切的關係。
餘生也晚，沒有在陳先生及其弟子的門下受教，但我長期從事編輯工作，有時也使用類似的方法。一篇文章，要判斷其立論是否能夠站得住腳，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檢查其主要論據的來源，根據是否正確、充分，解釋是否準確、合理。這種方法有時也用到了閱讀和研究其他人的文章上來，對我的研究工作很有好處。大家可以看我寫的【長江下游稻麥複種制的形成和發展】一文，不難發現其中類似『史源學』方法的影子。
其次是關注學術動態和學術史。
一個人的學術研究看似個人行為，實際上社會行為的一部分。你搞某個領域或某個課題的研究，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你必須首先了解前人做了什麼工作，解決了什麼問題，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解決；近人正在進行什麼研究，取得或將要取得哪些進展，正在討論和探索什麼問題。只有了解了這些，你確定研究選題和方向時才不會陷於盲目性，你的勞動才不至於是無效的或重複的，你才能把力量用到最有意義的地方上去。
我國著名世界史專家吳於廑先生認為，『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學，包括治學方法、學術觀點、歷史思想以及由此完成的著述，其自身就是歷史的產物。』人們的研究不能離開他所處的時代，不能離開他所從事的學科既有的發展，因此，他認為治史必須兼治史學史。這也成為吳先生治史的一大特色。這是很有見地的。也和我們上面所說的意思吻合。前人的研究固然屬於學術史的範疇，近人的研究則是活的學術史。治史不但要研究既往的學術史，而且要關注正在上演的活的學術史。
我本人比較注意學術動態和學術史是與我長期從事編輯工作分不開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開始組織編寫年度的經濟史研究述評，從1993年開始每年組織不定期的『經濟史論壇』，每次會前都印發圍繞討論問題的專題綜述。在這基礎上，我還參加撰寫改革開放以來和二十世紀經濟史研究的綜述。這些述評和綜述受到學術界的歡迎。這雖然是一種服務性的工作，但對我的研究工作也很有好處，一是使我對中國經濟史學科的學術史和學術動態有較多的了解，開闊了我的視野，使我在選題和研究時能夠心裡有數；二是鍛煉了把握問題概括和提調材料的能力。
我並非主張每個人都去專門研究學術史或以主要力量去跟蹤學術動態，但起碼應該對學術史和學術動態有所了解，這對於正確發現和把握問題，確定研究方向和着力點，並非可有可無的。如果你確定了某個研究課題，則對該問題的研究歷史和現狀的系統了解，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是要關注現實。
研究歷史為什麼要關注現實？歷史和現實是不能割斷的，在現實生活中總是存在着許多歷史的積澱、痕跡或殘片。分析這些積澱、痕跡或殘片，對於認識歷史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歷史研究往往走着逆向發展的認識路線。從這個意義上講，『以今證古』有其合理性。同時，任何歷史研究都不能離開他所處的時代，不管自覺或不自覺，他都只能根據這個時代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和所提出的問題來重新審視歷史。我們應該自覺地關注現實，從中發現需要研究和值得研究的問題。
當然，關注現實不等於媚俗和跟風。歷史工作者應該通過自己獨立的、誠實的研究為現實提供借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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