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是不是误国祸首(2)

  来源: 光明日报

但无论如何,从历史的表象看,西晋王朝是在清谈中灭亡的。王衍的临终追悔也就成为东晋时期人们批评清谈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桓温北伐时慨然而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桓温本人就是一个清谈名士,并以没有位预一流而耿耿于怀。
东晋时期,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舆论动向,那就是由对王衍的批评慢慢演化为对整个清谈的否定,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都逐渐成为被批评的靶子。比如范宁就认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虞预将“胡虏遍于中国”,归结为阮籍裸袒,陈f写信给主持政务的王导,就要求取缔“庄老之俗”学风,卞壶更曾厉色而称“中朝倾覆,实由于此”,其他如干宝、江敦、应詹等人也都将清谈视为亡国的主要原因。这种舆论倾向的形成,主要是儒学在东晋之初再次出现了复兴之机,范宁、虞预、干宝等人都是站在儒家立场上,他们出于捍卫儒家纲常名教的需要,将清谈视为异端而加以抨击,更多地是出于卫道的热情,而罔顾对清谈的指责是否为历史的“真实”。
“清谈误国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被构建为一种历史“真实”的,唐修《晋书》则进一步将其固化。《晋书・儒林传序》就称:“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也称:“清谈之祸,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未已也。”顾炎武在评述正始之风时,也称“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当然历史上也偶有持平之论,如王通《中说》、叶适《习学记言》、朱彝尊《王弼论》、钱大昕《何晏论》、章太炎《五朝学》等,但终究无法改变“清谈误国”的定论。
考察“清谈误国论”的历史构建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清谈误国论”最早是“礼法之士”的攻讦之辞。在西晋政权鼎移之时,作为历史当事者的王衍,又对自己作了不正确的“解读”,为“清谈误国论”提供了思想和史实资源,就此而言,王衍虽非“清谈误国”者,但却是“清谈误国论”的罪魁祸首。东晋之初,儒学再次出现了复兴契机,出于卫道目的,他们将清谈视为异端,对清谈攻讦不遗余力。“清谈误国”也就逐渐被构建为一种历史“真实”,作为一种正统观念而为人们所接受,这种观念反过来又强化了“清谈误国”的“真实性”,成为唐修《晋书》的指导思想之一。
对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潮或思想,高估或低估都非平实之论。清谈是否误国,就魏晋时期而言,显然并非历史真实。正如东晋谢安所言,“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作者：张齐明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