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中國歷史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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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言
     

    我的老師侯外廬先生認為，中國歷史與中國思想文化有她自己的特色，不同於西方。中國從氏族社會走向文明社會，保留舊有氏族血緣關係去建立國家組織，可以稱之為『早熟』文明。後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和這種氏族血緣的遺存有關。封建制社會中的宗法、宗族力量就是從氏族血緣關係演變而來。
     
     
    外廬先生的摯友白壽彝先生說過：『侯外廬研究中國歷史總是把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中國化，也可以說把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民族化。這一點很重要。』這個評價準確、公正。
    ――張豈之
     

    一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展開一場中國古代社會史大論戰，爭論的焦點是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的論述，以及與此相關聯的關於中國歷史是否經過奴隸制階段的問題。當時參與論戰的人多而複雜，包括政治上的不同觀點的學者，除此以外，蘇聯和日本的一些學者也參與了討論。侯先生當時由於忙於【資本論】的翻譯，沒直接參與，但對這場論戰很關注，並從中萌發了他對中國歷史研究的興趣，從一九三二年，他開始從經濟學轉向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他在【韌的追求】一書曾這樣敘述道：『我個人對這門學科（中國古代史研究――按）探討了十五年，在主要關鍵上都作過嚴密的思考，對每一個基礎論點的斷案，都提出自己的見解。但是我自己從事這項研究工作是有依據的，一是步着王國維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後塵，二是繼承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戰的緒統，我力求在這個方面得到一個統一的認識。』（【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版，224頁）侯先生經過十五年的探究，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著述了【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針對論戰中的主要問題，發表了頗有創見卓識的觀點：首先，侯先生指出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特指社會形態，並非是指原始社會形態，以為是指後者是錯誤的；其次，侯先生進而指出亞細亞的古代與古典的古代（希臘、羅馬）均是奴隸社會，中國同希臘、羅馬古代社會一樣，都存在着奴隸制的歷史發展階段；再次，中國古代與古典的古代由『前文明社會』（原始社會）過渡到『文明社會』（奴隸社會）出現了『分岔點』，這就是古代中國文明與古典的古代文明起源出現了兩種不同的且並行的文明路徑，侯先生明確提出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論戰未曾言及的中國古代文明的路徑問題：『我們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大體上已有明晰的概念，即它所支配的社會構成是「早熟」與「維新」的古代東方國家，它和「古典」的雖有先後出現的距離，而在本義上則是類型的同一，惟二者的路徑有差別』（【中國古代社會史】，生活・讀書・新知書店1949年出版，第16頁）。批評了蘇聯學者把亞細亞生產方式解析為所謂『空白史』、『變種論』和『過渡論』的觀點，侯先生既肯定了中國社會和人類發展的一致性，同時又提出了中國古代文明路徑的論斷。


    關於中國古代文明路徑，侯先生曾作了如下的精闢概括：『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產、國家三項作為文明路徑的指標，那麼，「古典的古代」就是從家族到私產再到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而亞細亞的古代則是從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裡面，就是所謂的社稷。所以，前者是新陳代謝，新的衝破了舊的，是革命的路線，而後者卻是新舊糾葛，舊的拖住了新的，是維新路線，用中國古文獻的話說，即是前者是人惟求新，器惟求新，後者則是「人惟求舊，器惟求新。』（【韌的追求】，第235頁）。希臘、羅馬與古代中國文明所走的兩種不同的路徑奠定了以後中西文明發展的歷史軌跡和『思想路線圖』，是中西兩種文明形態發展的源頭。


    二


    侯先生關於古代中國文明路徑的論述，是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探源性研究』，或者說是對『思想路線圖』的本原性的追尋，是二十世紀史學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侯先生同郭沫若等馬克思史學家一道，開闢了以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研究的新天地，打破了言必稱希臘的歐州中心論，出現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新氣象，侯先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再版時頗有感受地寫道：『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仿效西歐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用自己的評議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了，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所顧慮地能夠自己使用新的方法，發掘自己的文化傳統了。』這不僅是侯先生的個人感受，這是當時歷史事實的反映，當時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使中國歷史研究出現嶄新的學風，取得了深具中國特色的歷史研究成果。


    侯先生關於古代中國文明路徑說，猶如一把金鑰匙，打開了中國歷史的秘密，在迷濛的史海中，窺探到了我們民族的過去、現在、未來發展的思想軌跡，以往中國歷史發展的許多不同於西方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重大問題，都可從此找到它的發生源頭，都可找到它的答案和尋找到歷史的見證。


    首先，中國古代血緣宗法制社會便是由古代中國文明路徑所決定的。誠如上述，古代中國從野蠻到文明社會的過渡（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過渡），是在保留氏族血緣關係基礎上實現的，國家混合在家族裡，國在家中，天子、諸侯、卿大夫是由血緣關係為紐帶構成的宗子、宗孫和姻親的親緣關係，權力和財產是按血緣的親疏分配的。在此家國同構的國家形態中，君權與父權是統一的，君權只是父權的引伸和擴大，君主既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又是最大的家長，一家一族的家天下，其政權具有不可轉移性，王朝的輪替，意味着一家一姓政權的輪替。如此循環，中國古代始終是一家一姓的統治的家天下。


    其次，由於原始社會氏族血緣的保留，所以導致了古代居民主要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維繫，而不是以地域關係劃分，形成中國社會獨具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的社會關係，在此社會關係中，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親緣的面紗，統治與被統治、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關係被掩蓋。古代中國社會的『五倫』秩序是嚴格按『親親』、『尊尊』排列的。


    再次，與上述宗法社會緊密相聯繫的，出現了倫理與宗法關係的結合，出現了中國獨具的宗法倫理。誠如有的學者指出：『侯先生講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乃是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真正秘密所在，它是把握中國古代倫理思想史的鑰匙。一切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特徵，都可以從「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說明。』（陳瑛：【中國倫理史研究的正確道路】，【紀念侯外廬文集】，第300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西文明路徑不同，決定中西文化思想起點的差異。中國思想起點上表現出重視道德論、政治論、人生論的賢人作風，希臘、羅馬古代則表現出注重自然的哲人的智者氣象。前者是『人惟求舊，器惟求新』的『君子世界』產生的，後者則發端於『人惟求新，器惟求新』的『市民世界』。中國思想起點上的賢人作風決定了中國思想文化必然以倫理為本位，一切『中國倫理思想的特徵，……都可……得到令人信服的說明』。為什麼中國倫理思想史以忠和孝為其最基本道德原則和規範？為什麼要以『三綱』為核心構成其倫理道德體系？古代中國倫理之所以與哲學融為一體等倫理思想的諸特徵都由此找到發生的思想源頭，與此相聯繫的，中國之所以重視人的道德修養，重視人際和家庭的和諧，重視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以及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少有的禮義之邦，探其本原，均可追溯到中國文明的路徑，即是以人為本和『天人合一』的獨特思維方式以及反對極端而奉行中庸之道也本於此，如此等等，都可從中國文明路徑得到說明和答案。


    三


    侯先生從古代中國與古典的古代希臘、羅馬文明不同路徑中引伸出中國和西方國家社會近代化的兩條不同的道路。西方國家是使農民變為商品生產者，打破了自然經濟而使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道路；中國則使人身依附關係轉變人身自由租佃者、自然經濟解體緩慢而資本主義生長和發展得艱難的發展道路。侯先生指出：『十六世紀以來，中國歷史沒有如歐洲那樣走向資本主義社會，關鍵在於舊的生產方式以及舊的思想太深，新的因素十分微弱，即馬克思所說，既為舊的所苦，又為新的發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了活的。』（【韌的追求】第259頁）。侯先生認為如同古代中國文明特殊路徑一樣，中國社會的近代化所走的也是一條有別於西方的保守道路。最主要是受封建專制超常的穩定性的拖累，封建解體緩慢，表現出中國近代文明的難產。


    難產不等於中國社會不能現代化，不意味着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或者說不具有走向近代化的內在機制，換言之，難產並不像有的學者以為中國社會的近代化惟有走西方的道路，照搬西方的發展模式，中國社會的近代化似乎即是西化。侯先生上述論斷表明，難產只是指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過程中遇到障礙和困難較多，須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實現近代化的時間可能長一些。中國社會近代化是中國歷史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勢。歷史事實也確實如此。『從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葉，也就是從明嘉靖到萬曆年間，是中國歷史上資本主義萌芽最顯著的階段』。（【中國思想通史】第5卷第3頁）明末清初社會新舊勢力的衝突引發了社會的大動盪，侯先生以黃宗羲的『天崩地解』概括，指出『中國歷史這時起已經處於封建解體的緩慢過程之中』（引同上）與此相聯繫，出現了『中國學術上的新氣象』，侯先生認為王廷相、呂坤、王艮、何心隱、東林黨人的思想便是這種學術新氣象的代表人物，被侯先生稱之為『啟蒙者的先驅』（【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下卷，第2頁），也是早期的啟蒙思想。在此必須指出的是，反映與代表資本主義萌芽與生長的新思潮的早期啟蒙思想概念是侯先生首先提出的。梁啓超雖然在【清代學術概論】，曾把顧炎武、胡渭、閻若璩稱為啟蒙運動的代表者，但他並沒有明確提出啟蒙思想的概念，更沒有提出明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便有早期啟蒙者。侯先生以上論述，證明中國在沒有外來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社會已開始向近代化的演進，中國傳統中確實蘊含着使中國社會近代化的內在機制。以為中國社會近代化必須西化的道路是沒有任何歷史根據的。


    近代文明是古代文明的延續與發展，中國近代文明的發展沒有離開古代中國文明的歷史軌跡，誠如上述，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所走的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道路。與此相適應中國啟蒙思想也具有自己鮮明的特色，侯先生指出：『中國啟蒙思想家不同於西歐以至俄國那種「資產者――啟蒙者」的格局。（參見【中國思想通史】第5卷第26-27頁）。這就是說，歐洲啟蒙思想家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如十六世紀初宗教改革運動以及爾後的啟蒙思想發展，都是新興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導的，主要表現為反對宗教蒙昧主義和封建專制制度的思潮。中國的啟蒙思想則非如此，主導啟蒙思想運動的並不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而只是一批反傳統的地主階級內部的開明和進步的思想家。雖然在思想文化中，出現了反對封建專制、主張個性自由和批判宋明理學的近代思潮，但資本主義的發展極其艱難，舊制度的瓦解緩解，資本主義遲遲未到來。啟蒙思想猶如古代中國『前文明社會』進入到『文明社會』，是保留氏族血緣的維新路徑一樣，它是新舊糾葛的情境中滋生與成長，啟蒙受到舊的傳統拖累，即是侯先生常說的『死的抓着活的』。首先，突出地表現『外表與內容的矛盾』，從外表看啟蒙思想家打着理學中的王學旗幟，標榜自己是王學學派和王門弟子，在內容上卻是王學的批判者，往往在舊的命題中闡發出新時代的思想和主張『舊的主詞被保留下來，而用新述的詞諷刺了舊主詞。』（【中國思想通史】第5卷第351頁）


    另外，誠如上述中國啟蒙思想家不像西方一樣，是新興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主導和發動，是由地主階級內部的開明進步人士所主導，所以中國啟蒙思想家表現出思想家們的思想差異和特點。『不同類型的學者在這時依據自己的不同角度去窺察世界的發展傾向。王夫之走的是知識形式的解放。黃宗羲走的路線是政治理想的烏托邦。顧炎武更走了一條特異的路線，即依據實際來作「當世之務」的倡導。而顏李學派則強調勞動和科學，趨向於改革世界的實踐。』侯先生所概括中國啟蒙思想特點，不管是否準確，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提示中國近代文明並沒有脫卻古代文明發展的歷史軌跡，如上所述，同古代文明路徑一樣，中國近代文明發展也是選擇中國歷史自己的發展的道路。有的學者以為中國古代文明路徑似乎不像古典的古代希臘、羅馬文明具有普遍性，但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愈來愈證明中國文明的路徑同樣具有普遍意義，對此，西方學者發表了頗有見地的觀點，筆者頗有同感，特在此引證李學勤先生【侯外廬先生〖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的貢獻】一文對美國學者張光直關於文明起源論的一段評述為本文作結：『「中國文明路徑的問題上」，我想舉出一個後來提出類似理論的學者，是和侯先生沒有任何關係的美國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他有一篇引起普遍注意的著作【連續與破裂】，講的是古代文明起源問題。他說：『「世界文明的起源（即從野蠻到文明的過渡）有兩種不同的道路：希臘、羅馬為代表的歐洲的西方的道路是一種斷裂的道路，以中國為代表的道路是一種連續的道路。兩者根本不一樣，造成的古代文明也截然不同。中國夏、商、周三代血緣關係遺存猶在，而在希臘、羅馬就不同了」。張光直先生特別指出，以他的知識來看，在世界上像中國這樣的路徑是多數，像希臘、羅馬那樣反而是特例。因此他說，「西方科學界總結的一些普遍原則不一定普遍的，但相反他認為中國的例子反而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7年9月13日，【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