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鱼：一个勤奋的敲钟人

  来源: 辽沈日报  作者：张B

“五四运动”后不久，大连的《泰东日报》、沈阳的《盛京时报》等报纸开始刊登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虽然这两家报纸的出资人为日本人，但是它们所雇用的编辑大多是中国人，其中就有很多编辑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自愿地搜集一些反映新思想的文章进行刊登。其中《泰东日报》表现更甚，因为其编辑长（主编）为傅立鱼，傅立鱼为辽宁新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报纸拾遗
张作霖崇圣好古
1920年3月25日的 《晨钟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讽刺了张作霖也喜欢崇圣好古，不仅亲自率领文武官员祭祀孔子，还把外国语学校改成了崇古学校。这篇文章为《晨钟报》奉天特约通信员所写。大概内容如下：
奉天文庙自从清皇帝退位以后崩塌很多，张作霖见状不顾财政经费问题而大兴土木，重修文庙，想要在来年作为祭祀孔子之用。前几天，因为祭祀的日子越来越近，所以张作霖赶忙命令教育厅赶紧筹备一切，还仔细地叮嘱了一番，说你们绝不能敷衍了事。
除了原来就有的祭祀人员外，张作霖还专门从第四小学选拔了32个高材生作为 “乐舞生”，事先排练好大型祭祀舞蹈，还得练习雅乐唱赞的仪式礼仪等。等到祭祀孔子的那天，张作霖将“像模像样”地率领他的“群僚”谢教育厅长、魁政务厅长、王财政厅长、王警务处长、谭实业厅长、关外交署长、张秘书长等人前往祭祀。诸位官员都得穿着特定的祭服，“向圣位行礼”“赞礼读祝”“焚褚送神”。礼毕之后，还会分发三牲太牢（祭祀物品）给祭祀员们。
除了忙着祭孔，张作霖还不得闲，他还计划着把外国语学校改成崇古学校。沈阳大西门里原本有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毕业生们虽然成绩不太好，可是当时人才比较缺乏，所以就业状况很好。张作霖觉得学生们不读圣人书实在不行，学校最好能够培养“雍穆儒雅之学子”，“老成持重方可为用”。为了避免多出些拥有新思想的危险人物，张作霖选择改造这所学校。不过谢荫昌教育厅长认为崇古学校这名字实在 “迂阔”，于是委婉建议张作霖换个名儿，经过众人群策群力，改成了“国文专修学校”，专门研究国文学，还添置了很多经书，甚至派了前清翰林充当教员。
张作霖的举动让新文化的提倡者们失笑极了。不过这种行为正是他维护自己统治的方法，历史的偶然有其必然因素在内。
傅立鱼与《泰东日报》
报道先进的马列主义
傅立鱼被有的人誉为辽宁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先驱。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后来归国后曾因反对袁世凯而被通缉，于是逃亡来到了大连，1913年，他成为大连《泰东日报》的编辑长。在他担任编辑长期间，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是一位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
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泰东日报》在1919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连续刊载了《六个月间的李宁（“列宁”当时的音译）》一文，热情歌颂了列宁的革命理论及其作出的成绩。这是在辽宁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中文报纸上最早观点鲜明地报道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实性专文。这篇报道是美国一位记者撰写的，能够翻译出来并见诸报端有赖于傅立鱼的努力。为啥要刊载这篇文章呢？他们给出了解释：
“近来美国有位唤作雅伯・莱斯・魏廉的，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说李宁（列宁）的。真不啻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知道尼皋赉・李宁（尼古拉・列宁），就是这么一个人，可不要把他误会了呢。我就将魏廉的话转介绍给我们盼望知道李宁的哥儿们看看。 ”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介绍列宁思想。
文章内容很长，其中开篇就提起了人们的兴趣：“俄罗斯劳农共和国的首领尼皋赉・李宁，自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得了俄民大多数的补助，推倒克林斯季内阁，掌握俄罗斯的统治权，内敌迷梦未醒的乱徒，外抗强暴侵略的联军，辛苦艰难，到得今日，亦足足有二年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何本领？撑持过许久的日头呢？ ”接着，报纸编辑还随文调笑了那些封建顽固分子与北洋军阀们是“奴隶根性太深专制遗毒太重的老头儿们”，听不得“李宁两个字”，一听就要吓坏了。
在文章后面，还附有该报编辑鹃魂的评价，并且和孙中山做了对比：“李宁各种的长处，教人钦服，且足以作我们的模范，就是忠诚、崇实、公正、坚忍、强毅、精密。其余思想上的长处，那是不能够效仿的。我们若希望中国的安宁富强，人民的幸福快乐，是不可不学李宁的作法。 ”“论起孙文的为人，我们却不敢说他在李宁之下。他的忠诚、崇实、公正、坚忍各点，都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只是稍为软弱疏忽一点。……倘若当时孙文再有强毅精密两种美德，还何至如弄到今日这班牛鬼蛇神出来搅乱国家，戕贼人民呢。 ”
这篇报道对于正处在迷茫中的国人有很好的点醒作用，也为青年们指出了另一个方向。
傅立鱼声援农民
报道资本家强占水田
1920年春，日本资本家和田笃郎（有的报纸上写为笃朗）强占了金州三十里堡水田3000亩，当地的农民们苦不堪言，自己的土地被侵占，衣食没了着落，于是他们开展了一场反占田的斗争，很多农民甚至到大连街道上进行游行示威。傅立鱼对此事非常关注，他强烈声援农民的斗争，还在《泰东日报》上刊载多篇报道支持斗争并揭露真相，经过艰苦斗争，农民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20年5月6日的《泰东日报》上有两篇文章，一篇为《三十里堡水田被占事件之真相》《三十里堡水田事件现状如斯，和田强取民稻一半，男啼女哭惨不忍闻》。这两篇报道把事情的前因都交代了出来，并且详细描述了事件的发展，“华人农民请愿中”“第一次请愿批斥不准、第二次请愿勒令取消”。报道中还揭示了其实金州民政署是与和田笃郎相勾结的。
报道描述的农民惨状读来让人落泪：“和田笃郎带同多人在水田强取稻禾一半，并有警察为之出力。农民终为勤苦所得为食用之需者，……被人掳去，行将濒于饥饿、心如刀割，因此多数男女老幼在禾田之中嚎啕痛哭，声震天地惨不忍闻。并有痛哭数日不食者或每日减食一半以补偿此项损失者，不禁令人酸鼻。 ”那天，和田笃郎带人前往勘验稻田，可是农民们不服，于是起而反抗，其中首领叫韩希贵，他带着那些绝望的人们手持铁锹等农具与和田笃郎及其走狗誓死抗争，和田笃郎落荒而逃。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水田，而是继续动用关系侵占。农民们忍无可忍，一起到大连请愿，无奈两次都被压了下来。
傅立鱼对此深感痛恨，他慷慨激昂地在《泰东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以声援农民，题目为《为三十里堡三千农民向山县关东长官乞命》，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并且让国人团结起来，很多商人、学生、工人都自愿开始声援农民，于是在一年后的1921年，关东厅长官同意与双方代表协商，以土地权归日本商人和田笃郎，允许农民“长久耕种永不退佃”、可以收获“东三佃七”等条款达成协议。虽然这只是次极其微小甚至是委屈的胜利，但是大大激发了国人的斗争之心。
傅立鱼与大连中华青年会
随着时间的发展，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奴化教育意图越来越明显，若没有一声警世洪钟，国人将继续在颠沛中迷失。而傅立鱼在大连的角色，就相当于一个勤奋的敲钟人，正是他们的努力，让日本的奸计受到了重重阻碍。
首先，傅立鱼等爱国知识分子在《泰东日报》上发表了很多社论，“提倡创办社会教育团体，组织中国青少年和工人群众识字读书，学习新文化新思想。 ”接着，1920年7月1日，大连中华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诞生，性质是群众文化教育团体。青年会由傅立鱼等人创立，并且由傅立鱼担任会长。青年会的创办目标是“唤起和教育青年树立革命理想，磨炼革命意志，成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有用之材。 ”
青年会也没有辜负其目标，它确实带动了青年们的成长。青年会专门设立了讲演部、出版部、学校部、演剧部、体育部等8个部门，积极开展活动。 1921年1月，他们开设了“星期讲坛”，和现在的“百家讲坛”有点儿像，都是面对普通大众的，不过“星期讲坛”讲的可不是古代文化，而是进步思想。几年间，他们开展了无数场讲演，其中有记载的就有201次，而且不仅有固定的讲演，还有在发生重大事件时临时加的讲演。讲演的主要内容除了时事政治外，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年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
这些讲演可不是傅立鱼一个人上台滔滔不绝，他们请的都是当时著名的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这些讲演更为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1924年，共产党人李震瀛就曾来到大连，为青年们慷慨陈词《中国与世界》，1925年年末共产党员秦茂轩携带两篇讲演题目来到大连传播先进思想。大连工人运动领袖傅景阳、共青团大连特别支部书记杨志云、著名艺术家欧阳予倩、著名学者胡适等都陆陆续续来到大连进行讲演，甚至连汪精卫、林长民都曾登上了“星期讲坛”。当时这个讲坛在大连影响巨大，且为后人津津乐道。
除了设立星期讲坛，傅立鱼还促使青年会会刊等先进刊物的发行。 1923年7月1日，青年会会刊《新文化》（后来改名为《青年翼》）创刊，这是大连的第一本进步刊物。它还曾得到了孙中山的亲笔题词。傅立鱼专门阐述了办刊的宗旨：“发挥中国固有文化之精神，吸收西洋文化之精髓……开发文化、改革文化，谋东三省文化之独立。 ”刊物发表了很多进步文章，比如李大钊的《史学概论》《史学与哲学》等，还有其他革命同仁的诸如《俄国苏维埃思潮进化之历程》《俄罗斯之赤心》《身心锻炼与反锻炼》等宣扬进步思想的文章。
同时，傅立鱼不辞辛苦于1923年开设了图书馆，为青年们订阅进步书籍。傅立鱼的进步思想引起了殖民者的恐慌，他们在1928年将他逮捕，随后傅立鱼被驱逐出大连。即使他不在大连了，他依然挂念着东三省的事情，“九・一八事变”后，他还主动募捐支持东北的抗日义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