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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历史千年 二 国家重农体制的形成与完善
战国、秦、汉时代，农本观念逐步确立。国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措施以确保农业发展，各级官吏以农政为首务，形成举国重农之势。国家重农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是战国、秦、汉农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战国诸雄强弱胜负形势演变涉及诸多因素，但重农战者兴、图变法者强则为其基本要素。
秦统一，将重农作为基本国策布行天下。诸颂德刻辞中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等内容。始皇二十七年下令对全国民众“赐爵一级”；三十一年，“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普遍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同时，“使黔首自实田”，承认既有土地占有关系，并以法律形式予以保护。除专设农官以管理、督促农业生产外，郡、县、乡、里政权均以户籍管理、赋役征派、组织生产为重要职责。农事为地方官吏重要职掌之一。云梦秦简《南郡守腾文书》中郡守有“修法律令，田令”之责任，表明郡守直接过问农业生产。云梦秦简中有关农业管理的资料十分丰富。这些法律条文，是各级官吏具体实施国家农业方针、政策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赏罚十分严格，反映了秦国家政权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国家重农体制始于商鞅，确立于秦统一，并被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对中国农业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高祖刘邦初即位，即发布“复故爵田宅令”，以安抚臣民，稳定社会。对“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者，“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孝惠、高后之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惠帝筑长安城征发徭役，一般均利用农闲时间，年不超过30天，以不误农时。文、景两帝坚持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文、景帝皆强调农为天下之本，亲自参加籍田礼，以示鼓励农业生产之意。汉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持农业稳产高产。汉武帝认为，“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7]（《沟洫志》）。汉代的水利建设以及关中、边郡水利渠网的形成，皆与汉武帝倡行、支持相关。汉武帝晚年“悔远征伐”，颁罢轮台屯田诏。认为“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7]（《西域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标志着汉武帝的经济思想有了根本性转变，由崇尚武功到重视农耕。西汉昭、宣之世，历来被史家谓为“中兴”，是封建秩序相对稳定，经济生产较为发展的重要时期。昭、宣帝重视农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缓解了西汉王朝经济危机，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昭帝一即位即亲耕帝籍，以示重农。并于始元二年（前85）“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免除全国田租。始元六年宣布，凡制度以外的苛捐杂税一律免除，“令民得以律占租”。昭帝晚年仍不忘减徭、省用、罢不急之官，强调“天下以农桑为本”[7]（《昭帝纪》）。《汉书・食货志》曰：“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武帝末年的凋敝状况大有改观。汉宣帝刘询，“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7]（《循吏传》）。他多次下诏减免田租、租赋，居西汉诸帝之首。宣帝地节元年“假郡国贫民田”，并贷给种子、食物，以安抚无地农民。又于北边设常平仓，以省转漕。宣帝注重吏治，尤其对刺史、太守的委任，考察更为认真，“用吏多选贤良”。西汉一代“循吏”以宣帝时最多。他们十分留意治下农田垦辟、户口增加、农桑水利、社会秩序，“所居民富，所去见思”。史称宣帝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西汉农业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西汉晚期，社会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成为构成诸多矛盾的最基本因素。昭、宣以后诸帝不断有减免田租、免除徭役、赐假公田、赈贷种食的诏令颁布，意在调整生产关系，减缓自耕农破产速度，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汉哀帝有感于“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令孔光、何武拟打限田方案。当时对限制土地兼并曾起过一定作用，“时田宅奴婢，贾（价）为减贱”[7]（《食货志》）。这一方案虽因丁、傅、董等贵戚佞幸反对而被搁置，但限田作为抑制土地兼并的重要思想受到了广泛重视。解决土地与奴婢问题，曾是王莽改制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清楚地认识到土地兼并、农业劳动力流失、赋税徭役繁重，是影响农业正常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他主张“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7]（《王莽传》）。“王莽王田制度，从莽传来看，是未实行。从古物资料来研究，是已实行一部分”[8](P477)。王国制颁行后，“坐卖买田宅”而抵罪者不可胜数，说明最初在禁止土地买卖方面是相当认真的。
东汉王朝，天子重农传统循而未改。《后汉书・循吏列传》曰：“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刘秀即位初曾收取什一之税，旋即重申三十税一旧制。建武六年裁并400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文书调役，务从减寡”。又令不少兵士“还复民伍”[4]（《光武帝纪》）。精兵简政，节约了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农业发展。东汉前期诸帝，基本上能遵行光武轻刑慎罚、轻徭薄赋的政策。明帝初继位，即诏曰：“方春戒节，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务顺时气，使无烦扰。”明帝曾两次行籍田礼，以示重农。甚至对暖寒雨旱、宿麦秋禾都在关注之列。史称明帝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4]（《明帝纪》）。自明帝至和帝统治期间，曾20多次颁行“假民公田”诏令，有的明确规定“无令豪右得固其利”，“不收其税”[4]（《和帝纪》）。王朝还不时下令减免租赋，遇有灾害歉收，即贷粮，“勿收责”。朝廷还不断采取赈济贫民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东汉是战国秦汉赈济贫民最多的一代，这种办法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的大趋势，但对局部地区或某一时期农业发展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4]（《和帝纪》），是东汉农业发展的最好时期。东汉后期，宦官外戚擅权，诸帝多年少庸懦。虽时见农事诏令，但仅为具文而已。随着东汉统治阶级日益腐败，豪族地主势力不断膨胀，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时谓水旱连年，四夷外侵，盗贼内起，农桑失业，东汉王朝也由此逐渐走向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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