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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读史网 此外，对南方政权而言，蜀地雄居上游，有顺流而下之势；而保江必先保淮，淮地一失，不仅建康暴露，北军也能共得舟楫之利，故益、淮之失决定了整个陈朝不过苟延残喘而已。隋文帝所采纳的伐陈策中，就以“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一旦决定伐陈，蜀、汉两江北军轻舟直下，南军不重兵抵御，必乘势而进，如聚船与之决战，则江防空虚，武昌以下，都可渡江，南方必顾此失彼。因此到了陈朝，统一的时日就取决于北方自身形势的发展了。
但从长远来看，南朝的积弱另有原因。东晋南朝的门阀，虽然起初也注意领兵，但毕竟来自文化世家，久之，必定重文轻武，兵人地位很低，士气不振。而北方少数族历来尚武，北魏迁都洛阳后虽有所削弱，但到了北周、北齐时又得到重振。这种差异也是南北战争中南朝输多赢少的原因之一。次者，由于长期积淀影响和地域资源多寡所致，当时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是高于江左，北朝所铸钱币的材质和品相亦好过南方诸朝所铸，这就是说在作为战争基础的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上，北方也优于南方。再者，虽然北人惧暑，南人怕冷，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带来的服装需求等辎重更依赖运输，这也是南朝屡次北伐而兵锋难过黄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黄河以北的支流，几乎都无法供南来舟船的航行，后勤没有保障，军队是无法打仗的。北方只要占领了江淮之间的地域，就能利用船舶和水道，挥师南下打过长江。因此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两淮至为重要，南军只有在此组建强大骑兵，备集足够的车马，方有希望克定河北。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想到、更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圳，这当然十分有利于长途奔袭，但南方是难以弄到这么多的马匹的，直至魏晋之间，农耕区域的主要养马区“实在冀北”，这个地区当然也归属北朝。何况当时北方骑兵已装备了马镫甲具，冲锋作战时更是势不可挡。北魏“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后来北齐曾“敕送突厥马数千疋于扬州管内”，虽然其目的在于榨取当地土豪钱财，但南北骑兵基础的不平衡亦由此可见，因此北强南弱的局面也总是难以改变。
然则基础于上述这种种的分析与比较，等到隋朝建立后，由北方完成统一，就变得水到渠成了。尽管儒家推崇王道与德化，但既然要大一统，就得用兵。在中国历史上简直见不到有和平统一的例子，即使是一方投降，也要到兵临城下的时候。就象晋灭吴的形势一样，隋朝结束南北朝的时候，又重复了南下统一的场面。
客观上是条件成熟，大势所趋，主观上是要建立功勋来巩固轻易得到的皇位，隋文帝于开皇八年十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十二月，南下诸军临江出发。虽然从力量对比上看，由周军转化而成的隋军在灭北齐后士气正旺，而南军主力在吴明徼北伐后已丧失殆尽，隋伐陈是以石击卵，当无悬念，但隋还是十分慎重。首先在当年三月，一边遣使至陈试探虚实，一边颁诏罗列陈后主劣迹，以造舆论。此前，更是采用高的计策，因北方收割早于南方，屡屡在北边农事毕而江南正农收时顿兵临江，陈朝征兵防御，几年下来，废农困弊，又被麻痹；陈又不自量力地挑衅：“时后主与隋虽结和好，遣兵度江，掩袭城镇，将士劳敝，府藏空竭”，更给了隋军动手的口实。其次隋动用兵力很大，“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又有事先所造大量舰只，其中大者有楼五层，容战士八百人，南方已经没有水军优势。再次是多点渡江进攻，“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这样不仅是气势压人，而且使陈朝军队首尾难顾，其策略和西晋统一时差不多。加上陈后主初无准备，隋军势如破竹，合围建康，并迅速破城。隋开皇九年正月，陈后主被俘，陈亡。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与此役有关并影响以后历史发展的是，这次伐陈，是以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总统诸军。为什么不用太子杨勇率军呢?其实对当时隋朝而言，更危险的敌人是北边的突厥。当时突厥强盛，时常犯边，数越长城，关中震动，所以开皇二年冬“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开皇六年秋，杨勇又移镇洛阳。杨勇的任务虽然重要，防范好突厥是保证灭陈的前提；但平定南方，一统天下，却是隋朝第一大功。加之杨广灭陈后，杀陈之佞臣施文庆等，大快人心，又“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后来杨广能夺得太子之位，虽然有其他的原因，与此却也不无关系。（作者：严耀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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