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回顾(1)

  来源: 历史千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近代历史学学科产生，中外学术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纳入研究视野。日本史学界起步稍早，内藤湖南于1910年在《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①]，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宏观的时代分期，东汉中叶以前是“上古”，经东汉末年到西晋的一段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过渡期，到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世”。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倡“唐宋变革”说。其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一是唐中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使得大量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开始摆脱贵族政治控制下奴隶、佃农的地位，后经王安石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时期货币钱帛兼行，而铜钱流通量相对较少，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银亦在此时开始慢慢得到作为货币的重要地位，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1923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②]，将中国历史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周代以前为上古史，从秦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为中古史，从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南宋止为近古史，从元、明到清中叶以前为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著书当时）为最近世史。全书十分重视研究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生计状况，重视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唐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论述较多，并将“安史之乱”作为“中古史”与“近古史”的分界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大论战，我国史学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作为唐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③]。自此以后，唐代经济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迄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学术积累坚实丰厚。  


    大体说来，近百年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为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迄今为第三阶段。限于篇幅，本文拟对第一阶段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做一回顾。由于本人的见闻和学识所限，所作回顾只能是简略的，且以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成果为主。  



    一


    唐代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圣、鞠清远、全汉升、傅安华、何兹全及日本学者加藤繁、铃木俊、藤田丰八等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创新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唐代经济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和基本范畴。二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指导，开始创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系统地梳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及其阶段，其中关于唐代经济形态和唐代社会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开创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并奠定了后来研究的科学路径。  


    重要论文有：黄谷仙《天宝乱后农村崩溃之实况》一文（《食货》1卷1期，1934年），从政府征重税、官吏苛虐、兵祸、经济为政府或商人所操纵四个方面，探讨了安史之乱后农村崩溃的原因和情形；《天宝乱后唐人如何救济农村》（《食货》1卷10-11期，1935年），是一篇长文，挖掘史料丰富，对有关的救济策略和救济方法分析精详；《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2卷7期，1935年）则专门探讨唐代人口的流动情形。加藤繁《唐代绢帛之货币的用途》（《食货》1卷2期，傅安华译，1934年），从公私经济两方面系统考察了唐代绢帛的多方面用途，并对绢帛的货币职能和货币地位做了评价。杨中一《唐代的贱民》（《食货》1卷4期，1935年）,论述了官户、奴婢、杂户、太常音声人等“贱民”的身份地位问题。傅安华《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食货》1卷4期，1935年），对户口逃亡的原因、事实、影响及政府制止逃亡的诸多方案，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唐代官僚地主的商人化》（《食货》1卷6期，1935年），则从与商人勾结、自己做商人、商业发展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2卷9期，1934年），分引言、佛教输入与寺院之兴起、寺院的发展及兴强、寺院的组织、寺院对国家及社会的服务、寺院生活之堕落与俗化、寺院与君主的三次大冲突、寺院的衰落几个部分，对三国到唐代中叶的寺院与寺院经济做了系统论述，是这一课题的奠基之作；《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3卷4期，1936年），分引言、大族寺院户口领有的方式、大族寺院户口领有的发展、大族寺院与领户间的关系、大族寺院与国家之领户的争夺、尾语，研究了三国至中唐时期寺院经济中的依附关系和人口分割。刘兴唐《唐代之高利贷事业》（《食货》1卷10期，1935年），考察了民营、寺院经营、官府经营的三种高利贷活动；《唐代商品经济之发展》（《文化批判》2卷5期，1935年），则考察了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状况。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分小引、水流管理官吏、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一）航行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二）津渡法、河上交通的管理（三）桥梁法、海上运输之规定、结语几个部分，征引文献资料充分详实，论述深入全面；《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货》4卷8期，1936年），分市是什么、市的官吏、行与肆的标ァⅤ斗称度的平校、物价的评定、把持及诈欺的禁止、立券的限制、不合规程的货物的禁卖等方面，详细搜集并分类征引了有关文献资料，论述清晰完整。《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食货》2卷10期，1935年）、《唐代处理客商及蕃客遗产的法令》（《食货》4卷9期，1936年）、《唐代官私贷借与利息限制法》（《社会科学》2卷1期，1936年）、《唐代经济景况的变动》[④]等，也是陶希圣发表的重要论文。鞠清远《唐代的户税》（《食货》1卷8期，1935年），研究了户税的名称、税率、用途和意义等。鞠清远还发表有《唐代的两税法》（《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6卷3期，1936年）和《唐宋时代四川的蚕市》（《食货》3卷6期，1936年）等。黄君默《唐代的货币》（《食货》4卷11期，1936年），从货币的特质、货币的铸造、物价变迁与货币政策、货币理论及其批判、结论，多方面地进行了探讨；《唐代租税论》（《食货》4卷12期，1936年），则包括总论、租税的分析、租庸调及两税之检讨、结论几个部分。铃木俊《唐代官吏蓄积之研究》（《食货》4卷8期，王怀中译，1936年），分序说、从制度上观察官僚之经济的基础、官僚之蓄积、蓄积之用途、结语等部分，考察深入，论说独到。易曼晖《唐代农耕的灌溉作用》（《食货》3卷5期，1936年），包括前论、灌溉工具、灌溉方式、政府对于灌溉的注重、灌溉的封建剥削作用、灌溉之障碍、结论等部分，其中关于灌溉封建剥削作用的见解可谓慧眼独具；《唐代的人口》（《食货》3卷6期，1936年），则包括绪论、初唐人口之凋耗及其对策、唐代中期人口之流亡、唐天宝后人口之南移、结语，论证精审，善于抓住关键。曾了若《隋唐的均田》（《食货》4卷2期，1936年），认为“隋唐两代之所谓均田制度，仅属具文，自开国以迄败亡，始终未尝实行”，见解独到。武仙卿《隋唐时代扬州的轮廓》（《食货》5卷1期，1937年），包括江淮一带的富饶、以扬州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以扬州为中心的转运、扬州商业的兴盛与扬州繁荣的素描、制造业的一斑、中唐以降江淮一带及扬州的破坏等，视野开阔，论述全面系统，是关于扬州区域经济的奠基之作。全汉升发表了多篇长文巨制，成绩尤为突出：《中古自然经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2年），论及唐代的实物货币、实物租税与徭役、实物工资，以及安史之乱前后自然经济的衰落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实物货币的废弃与金属货币（钱）使用的发达、货币租税的征收与雇役制度的萌芽、货币地租的萌芽、货币工资的盛行等，认为安史之乱前后，是中古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型时期，实际上是持唐宋变革论的，或者准确地说是持中唐变革论的[⑤]；《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包括引言、唐初物价的上涨、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开元天宝间的物价的下落、安史乱后物价的上涨、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唐末物价的上涨、结论，系统探讨了唐代数次物价变动的情形及原因；《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年）分绪论、唐代扬州繁荣状况、唐代扬州繁荣的因素、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状况、唐末以后扬州衰落的因素、结论等部分，全面论述了唐宋时代扬州经济的变迁兴衰；《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包括引言、唐代的岁入、北宋的岁入、北宋岁入钱币金银较唐激增的原因、结论几部分，将财政收入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考察，识见非凡。王永兴《中晚唐的估法和钱币问题》（《社会科学》5卷2期，1949年），征引较多史料，探讨了由于产铜少，因而铸币少以及佛教盛行而大量销钱铸器，对中晚唐估法和财政、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影响，论述全面。


    万国鼎《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金陵学报》1卷2期，1931年），董家遵《唐末经济恐慌与农民》（《现代史学》1卷3-4期，1933年），华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2卷6期，1934年），邓嗣禹《唐代矿物产地表》（《禹贡》1卷11期，1934年），铁丸《隋唐矿业之史的考察》（《文化批判》1卷4-5期，1934年），秦璋《唐代之交通与商业》（《中国经济》2卷12期，1934年），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恍然《唐代官民借贷考略》（《清华周刊》43卷7-8期，1935年），一良《隋唐时代的义仓》（《食货》2卷6期，1935年），何格恩《唐代岭南的虚市》（《食货》5卷2期，1937年），森庆来《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给田》（《食货》5卷7期，1937年）等，也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有价值的专题论文。


    代表性的论文集和著作有：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⑥]，收录研究唐宋经济史的多篇论文，论及唐代庄园、市、草市、车坊、居停、柜房及行会等。作者在日本初次发表这些论文的时间很早，《唐代庄园及其性质由来》一文发表于1917年，余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多属拓荒之作，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⑦]，论述了官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的销售方式及资本流动、工业种类与生产地域、工业行会等重要问题，立论新颖，论述综合。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⑧]第三章《隋唐时代的行会》，分行的发达、行与政府的关系、行的组织、徒弟制度、行的习惯、余论，探讨了唐代行会的一些情况，但过于简要。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⑨]，简略论及唐代海外贸易情况。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⑩]第一章《市舶源流》，对唐代海外贸易情形论述充分。陶希圣、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11]，是第一部唐代断代经济史专著，包括第一章《前代的遗产与隋末之丧乱》、第二章《田制与农业（上）》、第三章《田制与农业（下）》、第四章《水陆商路与都市之发展》、第五章《工商业之发展》、第六章《财政制度（上）》、第七章《财政制度（下）》、第八章《结论》，搜集文献资料丰富，讨论了国有土地、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税、地税、两税、庄田、庄墅、交通与都市、市、草市、庙会、行会、工匠、色役、资课、商税、茶税、酒税、青苗钱、柜房、邸店、飞钱与便换、高利贷、雇佣、客户、漕运、盐铁转运、东南财库等众多问题，论述广泛、全面、综合，是高水平的奠基著作。鞠清远个人专著两部：《唐代财政史》[12]，分两税法以前之赋税、两税法、专卖收入、官业收入与税商、特种收支、财务行政六章，体例严整，纲目清晰地论述了唐代的财政收支与财政管理，是高水平的开山之做；《刘晏评传》[13]，分家世、时代背景、传略、转运盐法税制改革、常平铸钱、经济思想与战时财政、政治观念与属吏登庸、秩事与遗文几部分，并附有刘晏年谱，详细探讨了刘晏的理财背景及成就。黄现[《唐代社会概略》[14]，是第一部唐代社会史研究专著，分阶级、风俗、借贷、交通四章，均与唐代经济史有关。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15]，其中隋唐经济史部分包括第八章《隋唐总叙》，第九章《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第十章《唐代统一后商品货币关系之发展》，第十一章《均田制之没落及私庄之发达》，第十二章《唐代赋税制度之演变――由租庸调到两税》，第十三章《唐代后期社会经济之崩溃》，共计六章，征引文献资料丰富又典型，行文谨严精练，条理清晰，擅长宏观考察，综合分析，以动态和联系的眼光阐述隋唐时期的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并多与汉魏南北朝及五代两宋时期史实相比较，视野开阔，上下贯通，多有卓越识见和重要发现。如第八章对均田制和赋役制自北魏北齐北周至隋唐期间之损益沿革的阐述，极为精要，所论已成为学界共识。如第九章论述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阐明了“唐代东南，已成为农业生产之重要区域”、“入唐以后，长江流域之丝织品，上自川蜀，下至吴越，皆已臻于极发达之境。蜀锦在汉时已驰名，兹不必论，由荆襄而下至吴越，则属后起之业，江南东道一隅，尤呈冠绝一时之象。”第十章则从货币、交通、商业都会、市场形制和商业资本诸方面，综合论述了唐代商业“皆表显向上发展之倾向”。其他各章所阐述，如“私人田庄之自始存在”、“制度本身上所存在之矛盾”为均田制废弛之两大重要原因；均田制破坏之经历，“为唐代经济转变之重要问题”；“自唐代中期，计口授田之制无形消灭后，自此历宋、元、明诸代，土地私有之制继续发展，即一部分为国家或皇室所保有者，亦以私有之形式出之，以征收佃租为目的”；“两税制，实为一种苟且应付时势之制度”、“两税法及各种杂征课之产生发展，但以整理财政收入为目的，非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对于旧日促进经济衰落之因素，非但不能消泯，且因顾虑收入短绌之故，采用苟简应付政策，致令社会经济崩溃之因素益增”；“唐代社会经济崩溃之主要原因，为土地财富分配之失调，致令贫富悬绝，更益以租税负担之失均，贫者负担奇重，不能维持生存，因而流亡者聚为盗贼，遂至于政权解体”，等等，均为精审、深刻之结论。该书隋唐部分可视为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最具水平的综合之作，其动态考察、宏观论析的研究方法极具科学意义，也是符合唯物史观原则的。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6]，辟有“财政”一节，指出李唐建国后承继北朝以来之财政制度系统，但是随着武周特别是玄宗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财政制度随之而演进――“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陈先生注重探究制度渊源流变的方法和具体观点，对后来的唐代财政制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17]，分绪论、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大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北宋的立国与运河、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宋金的对立与运河、结论，共十章，深入论证了运河是否通畅对唐宋帝国盛衰以及经济地理变化的影响，迄今仍是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著作。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8]，论及唐代金银货币在私经济方面和官经济方面的用途、唐宋时代金银之种类及形制、金银钱、金银器饰、金银价格、金银出产地及其输入输出问题等。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19]，辑译了日本学者玉井是博、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羽田亨等人关于敦煌户籍残卷考释、唐代过所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考释的论文，并在《译者后记》中对辑译诸文进行评介，对某些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