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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京日报 史学社会化是历史知识由生产者向社会大众传播，并为社会大众所选择与接受，从而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它在史学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历史研究得以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建立起联系，既可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可以为史学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可惜的是，史学社会化的道路是坎坷的，很多史家将史学社会化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非学术行为，对此不屑一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求却难以满足，各种伪史学纷纷登场，哗众取宠，使人真伪难辨。这种情况说明，史学社会化作为一个紧迫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在史学社会化过程中，过于强调史学的致用价值会不会妨碍求真，甚至以“用”害“真”
史学的致用价值实质上就是史学的社会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家都非常重视史学的社会化。中国古代史学被称为“鉴戒史学”，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求真与致用本来就是统一的。孔子修《春秋》，固然强调“信则传信，疑则传疑”、“书法不隐”的求真原则，但其主要目的却在于通过呈现和评价历史，为现实社会树立秩序与规范的参照，“使乱臣贼子惧”。对孔子来说，求真是基础，致用是目的，真与用是统一的。司马迁作《史记》，被称为“实录”，同时，司马迁宣称，他的“实录”主要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使后人通过认识历史而认识现实、规划未来。这实际上是对孔子《春秋》之旨的继承与升华。而班固的史学思想具有明确的皇朝意识和正统意识，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司马迁多有批评，其“以史立法”的意图显而易见。孔子、司马迁和班固对后世史家的垂范作用非常大，后世史家常以经世致用为自己的史学追求，如杜佑纂《通典》以“施有政”，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求“资治”，皆为此类。不过，此时史学社会化的对象与范围，大多不出于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还表现出比较大的局限性。唐宋以后，教育的发展，俗文学的活跃，尤其是印刷术的改进，使文化的普及与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与需求，史学社会化具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终于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延及明清，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已很清楚，史学社会化的对象与范围较之以前大大扩展了。
有些史家担心过于强调史学的致用可能会妨碍求真，甚至以用害真。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就是一个以用害真的典型。但是，致用并不必然会带来曲笔，大可不必因噎废食，就此否定史学社会化的意义。事实上，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的社会化。历史是史学的根基，史学的发展得益于史家对历史问题的思考，而史家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与发掘根源于现实社会的刺激。只有真正将史学与社会结合起来，史学才会有生命力。
近代以降，古代史学受到严厉批判，其价值取向也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科学史学的兴起，科学化成为史学新的价值取向。于是，史学越来越走向学院化和职业化，史学的专业性品格被强化，而其大众性品格则被忽视了。历史学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职业和爱好，历史知识在很小的社会范围内传播，一般公众与历史学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以至于当他们需要了解历史时，却找不到合适的途径。这是历史学家的失职，也是历史学不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重视史学社会化这个严肃的学术命题。
史学社会化过程中需要娱乐化吗
史学社会化需要娱乐化吗？这是很多人都会产生的疑问，也道出了对学术娱乐化倾向的担心。确实，近年学术娱乐化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为平台，造就了易中天、阎崇年、于丹、纪连海等一批学术明星，在整个社会掀起了一阵阵热潮。对这股热潮，有人歌颂，说它为历史文化的普及与启蒙发挥了专业人士无法企及的巨大作用；有人批判，说它的媚俗降低了历史文化的品格，将历史文化低俗化了，损害了学术的神圣与尊严。
其实，走学术娱乐化道路的绝非央视一家，也绝非传媒一个领域，它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2004年，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在中国出版，被认为是分析“娱乐化”问题的经典论著。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
对于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中国学界的讨论也日益增多。大多数讨论者对学术娱乐化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甚至有人将其视为“文化病毒”，将学术娱乐化的制造者与消费者视为具有共生关系的“垃圾制造者和垃圾消费者”，认为是他们共同制造了文化生态圈的劣质化和粗陋化现状。而一般民众长期处于垃圾文化的浸润中，也会产生一种严重的精神依赖，进而精神空洞化。但是，也有人对这种批评所持的政治或道德立场表示不满，认为研究视角的单一化影响了对“泛娱乐化”问题的深入认识，而且不自觉地流露出精英主义的倾向，从而“容易使批判性的理性分析滑向道德性的优劣判断”。这些讨论为我们思考史学娱乐化现象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以科学性为前提的史学娱乐化，不但不会损害史学的品格与尊严，反而会为史学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毫无疑问，史学的社会化需要娱乐化，但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娱乐化只是一种传播策略。就一般民众的历史文化水平和接受特点而言，娱乐化是他们最喜欢、最能够接受的传播方式，至于所接受信息的正确与否，根本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接受史学社会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娱乐，虽然这种接受也有学习知识的功能。既然客体有娱乐的需求又有选择的权利，那么史学社会化只有尊重这种需求和权利，采取娱乐化的方式，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如果主体一味迎合客体的需求，就会丧失主体的地位，变成了媚俗，难以达成史学社会化教育和启迪大众的基本目标。这就需要主体改变社会化策略，使用娱乐化手段传播科学的历史观念，让大众在娱乐的心态中理解和接受这些观念。这种以科学性为前提的史学娱乐化，不但不会损害史学的品格与尊严，反而会为史学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但是，要真正达到双赢，史学社会化主体需要具备很高的素质，能够很好地把握娱乐化与科学性的尺度与平衡。一个现实的证据，就是学术界和观众对于《百家讲坛》的评价往往趋于相反的两极。最为学者们批判的宫廷秘史、历史传奇类题材常常是节目收视率最高的，而专业水准较高的节目，如叶嘉莹讲诗词、杨振宁讲物理学、周汝昌评四大名著等反而少有观众叫好。这个案例说明，主体要在娱乐化与科学性之间寻找平衡、把握尺度是何等困难。
史学的娱乐化是有限度的，不是所有的学术问题都可以娱乐化
史学的娱乐化是有限度的，不是所有的学术问题都可以通过娱乐化方式进行传播。万卫在谈到《百家讲坛》的选题时就曾谈到，合适的选题往往是既结合主讲人的专业方向又符合电视传播特点的话题。有些话题是不能讲的，主要是离观众太远、大众完全不了解的话题和人物。还有不好讲的题目，比如《易经》曾讨论过很多次，但最后还是觉得没把握。这种情况说明，史学社会化的内容需要经过科学的选择，有些史学问题可以通过娱乐化方式进行传播，有些史学问题则只能通过小众的精英学术进行研究，不一定非要走向大众化。也就是说，精英史学与大众史学可以同时并存，大可不必借口打破精英史学的知识垄断而将二者对立起来。
总的来看，史学社会化发生作用的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一种是直接参与社会进程，就像“公共史学”所宣扬的那样。这两种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史学的科学性。背离了科学性的史学社会化只能是庸俗的娱乐化，从而背离社会化的基本目的和宗旨，使史学的价值受到扭曲，最终损害史学本身。
（作者：尤学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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