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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凤凰博报 天道与人道的分离及神事向人事的转化最终导致了以人为本价值观念的普及与确立，《管子》一书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主张，管子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34〕，阐明了成就霸业与人才之间的关系问题。管子认为，首先要重视人才，得人、用人的关系理顺了，国家就稳定强大；若不重视人才，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他还认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35〕。这里管子通过比喻的形式指出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管子认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够建功立业、死而不朽，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并且能够选拔任用有才能的“贤士”。人才的选拔、培养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表明政治家的注意力已经在关注“民众”力量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才”的巨大作用，这是春秋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展现。春秋时期以人为本观念的确立更多地是以重人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晋赵简子问于壮驰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贤德）？”壮驰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国家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36〕晋赵简子询问东方之士谁最贤德，壮弛兹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说：国家将要兴盛，君子自认为还不行；国家将要衰亡，人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您主持晋国的国政，却问到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寻求贤人，所以我向您祝贺。由此看出，用贤人修德政是当时全社会大部分人有识之士普遍的共识，以人为本观念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再看楚平王之子子西与谋臣子高讨论用人的一段话，子高曰：“诈谋之心，无所靖（平静，止息之意）矣。（人）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37〕子高的意思是说，品德败坏的人那颗狡诈阴险之心从来没有安静下来。一个人有一点不道德的思想就会败坏国家声誉，现在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么多污行，如果受到重用，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吗？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是任用了这种奸诈小人。这里子高从反面论证了只有任用有品德有才能的人国家才能够兴旺发达，长治久安，而任用奸人就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子高的论点同样表明了人才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二）“三不朽”学说的提出
从思想家们对“三不朽”问题的论述上同样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神事向人事转化的基本轨迹。我国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原始的血缘关系融入了新的文明之中，祖宗有灵意识及祖先崇拜意识成为社会中最普遍流行的意识，人们以保住家族宗庙、延续祖宗香火为人生之最终目的。认为谁的祖先在历史上最显赫、最久远，谁就最荣耀、最高贵；反之，就是家族中的不幸和耻辱。春秋时代的范宣子对这种深植于人心中的流行观念有过十分形象的阐释。显然，这种不朽的价值观念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随着春秋时期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转化，人们对不朽的价值标准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鲁国的叔孙豹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范宣子的新的不朽观。他认为，范宣子所宣称的“保姓受氏，以守宗担世不绝祀”的“不朽”观，“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38〕。立德，即具有高尚美好的操行，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爱戴；立功，即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建功立业；立言，即在思想修养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并给民众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在思想的传播上有巨大作用。在叔孙豹看来，能达到不朽程度的不再是神鬼这些神秘抽象的东西，而是能给人类发展带来具体实际效果的功劳、德行、思想，这种在人事层面上的讨论已经不再涉及到“鬼神”问题，虽然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崇拜祭祀仍普遍存在于一般的政治生活中，但人们有时却可以在重要的问题上拒绝鬼神的参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学说与天道与人道的分离一样，同样是在思想层面对殷周以来重鬼神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神的权威性的一个巨大挑战。这一学说与天道与人道的分离一样，为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中关于圣人、君子人格的确立起到了价值导向的作用。
（三）重人事轻神事：社稷盛衰兴亡之关键
春秋时期神事向人事的转化还表现在神、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上。殷周时期是天命神权思想占据主流统治地位。所不同的是，殷人每事必求神问卜，“先鬼而后礼”，而周人则较为理性地对待鬼神，“事敬鬼神而远之”。春秋以降，随着人的理性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及对自然外界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固有的天命神权政治价值观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的思想矛盾，天命鬼神从至高无上的信仰崇拜对象成为人们可怨可恨可评说可怀疑的认识对象。春秋时期的大变革，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性，仲几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宋国罪大之原因就在于以鬼神为是非，而忽视了人的存在。当时的虢国多以神事为重，周的内史便断言，由于虢国“虐而听于神”，“虢必亡矣。”对虢公的祭神举动，虢国的史嚣也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39〕在史嚣看来，神是“聪明正直而壹者”，它要通过人的力量表现出来。人的善恶祸福，皆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神。在这里，神尽管还存在，还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但它已不再起决定力量，而是要“依人而行”，人成为决定一切的最重要力量。虞国国君认为，“吾享祀丰e，神必据我。”宫之奇却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40〕鬼神并不必然保佑某人，而是以有德、无德为庇护之条件。统治者若以民之是非为是非，国家就会兴盛；反之，统治者若一昧听信于鬼神，国家就会衰亡。宫之奇把是听信于民还是听信于神作为国家兴衰存亡的依据，并明确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过去人们认为政权的盛衰存亡、人生的吉凶祸福皆来自天命鬼神，而楚国的斗廉却认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用反问的方式表示了政权的盛衰存亡、人生的吉凶祸福与天命鬼神无关，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随国的大臣也认为，立国之根本在于修政而安民。通过这一系列言论的征引，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神依人而行，鬼神唯德是依，还是不取于鬼神而取于人，这种种表述都是对西周时期“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思想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对天人关系、神人关系的新的价值评判和解释。它表明，随着春秋时期理性精神的高涨，主体意识的觉醒，传统的天命鬼神思想在仍保持其强大统治力、威慑力的同时，已经开始了其衰变、下降的历程，导致了神的地位的下降和人的地位的上升，在神人关系问题上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突破，完成了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价值观的根本转向，奠定了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
〔1〕《国语・周语上》，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2〕《国语・周语上》，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12页。
〔3〕《国语・周语上》，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21页。
〔4〕《国语・周语上》，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33页。
〔5〕《国语・周语上》，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30页。
〔6〕《左传・桓公六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1页。
〔7〕《左传・僖公十九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82页。
〔8〕《左传・文公十三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97―598页。
〔9〕《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16―1018页。
〔10〕《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89页。
〔11〕《国语・楚语上》，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544页。
〔12〕《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92页。
〔13〕《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17页。
〔14〕《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16页。
〔15〕《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16页。
〔16〕《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48页。
〔17〕《国语・周语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125页。
〔18〕《左传・哀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607页。
〔19〕《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519―1520页。
〔20〕《左传・昭公三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34―1236页。
〔21〕《管子・牧民》，见赵守正：《管子注译》（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22〕《管子・权修》，见赵守正：《管子注译》（上）第16页。
〔23〕《管子・版法》，见赵守正：《管子注译》（上）第63页。
〔24〕《管子・牧民》，见赵守正：《管子注译》（上）第1页。
〔25〕《管子・治国》，见赵守正：《管子注译》（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26〕《管子・权修》，见赵守正：《管子注译》（上）第17页。
〔27〕《管子・小匡》，见赵守正：《管子注译》（上）第109页。
〔28〕见《管子》之《五辅》、《牧民》、《小匡》诸篇。
〔29〕参见《诗经・小雅・雨无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等篇。
〔30〕《国语・周语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90页。
〔31〕《孙子兵法・用间篇》，郭化若：《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32〕《国语・越语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653页。
〔33〕《国语・越语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641页。
〔34〕《管子・霸言》，见赵守正：《管子注译》（上）第238页。
〔35〕《管子・权修》，见赵守正：《管子注译》（上）第18页。
〔36〕《国语・晋语九》，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498页。
〔37〕《国语・楚语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第586页。
〔38〕《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88页。
〔39〕《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52―253页。
〔40〕《左传・僖公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0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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