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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凤凰博报 （二）重民、养民、利民：治国安邦富民之手段
既然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各国统治者来说，如何做到爱民仁民、利民富民、顺民得民、养民教民、抚民安民、亲民和民、惠民恤民便成为统治者在维护国家政治统治过程中必须关注和采取的措施，成为统治者治国安邦最重要的基本原则。管仲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巨大潜力，提出了“顺民心”、“爱民”、“利民”、“富民”等观点。他认为，治国之要必自爱民始。爱民之具体表现就在于顺应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1〕爱民另一具体表现就在于重民，他说：“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22〕他还引经据典，指出民心之向背与国家兴亡之内在联系。管仲在政治上提出爱民重民的同时，在经济上还提出了富民利民的思想。管仲正是看到了“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23〕及“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4〕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命题，“治国之道，必先富民。”〔25〕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则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26〕。认为统治者只要“省刑罚，薄赋敛”，就可达到“百姓富”的目的〔27〕。为了达到富民之目的，管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28〕，以使其富民思想落到实处。这些思想都是从“民”的角度来探讨与国家兴衰存亡之内在联系，初步认识到“民”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性。如果不重民意，民就会“忘其君”，国家就失去了稳定的根基。
春秋时期的重民、爱民、教民思想是对西周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但是，所谓“养民如子”、“视民如伤”等只是统治者维护政治统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主张并不是真正要以民为本，以民为目的，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使民、理民，与真正的民本思想相距甚远。
重人事轻神事：伦理政治价值观的转向
殷周时期的天命神权理论从一开始就蕴涵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神的虚幻性与人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它一方面认为天命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一切皆由天命所决定；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天命神权体系中，人事上的主观努力是必不可少的，顺人事即是顺天命。由是，在天命神权系统中，神事与人事成为两个终极的价值支撑点：殷周时期，天命神权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神事重于、高于人事；春秋时期社会制度及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使殷周以来实行达千年之久的天命神权政治体系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和激化，并最终使得在体系内逐渐摆脱天命神权的束缚而向着重人事的方面发展演变。人事上升为主要方面，而神事则居于次要地位。天人（神民）关系的分离及无神论思潮的出现，正是这一内在矛盾冲突产生、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神事、人事地位之变化，也可窥见殷周至春秋时期政治思想观念之变迁历程。
（一）天道与人道的分离及以人为本观念的确立
在天道与人道关系上，春秋时期面临着思想观念上的理论突破并成为神事向人事转化的价值依据。《诗经》所反映的时代已微露出天人相分思想的萌芽〔29〕，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人们对天的看法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对于发生在自然界中的天文现象有了深入的观察，天作为人所认知的自然环境逐渐纳入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视野中。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变化的一些基本特征。据《左传・鲁僖公十六年》记载，宋国发生了两起罕见的自然现象，一则为“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鸷鸟退飞过宋都，风也”。宋襄公以为不祥，问是非吉凶于周内史叔兴。叔兴退而言之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这几句话看似简单直白，却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它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阴阳变化与人的吉凶祸福无关，指出应从人自身去寻找产生吉凶祸福的原因，这就把阴阳观念运用于天人关系，不仅排除了人格神之天对人事的干预，而且对外界自然现象也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从而否定了自殷周以来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把自然、社会现象与所谓的吉凶祸福相比附的神秘主义观点。这是人事脱离神事之后的一次理性升华。叔兴的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立场：“阴阳之事”是自然界的事，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对人事不能直接发生作用。君王只要关注人事，自然可以知道社会事物发展的根由，“吉凶之事”的根源在人不在天。这种重视事物自身发展之规律，区分天象与人事差别的做法，其根本目的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人的自身价值。这种差别表明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一个是轻鬼神，一个是重人事；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鬼神，一个由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春秋时期“天人相分”思想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最初表现形态。另一则为周单子对天道与人道的划分。他曾预言晋国将乱，鲁侯问曰：“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乎？”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30〕言外之意是说晋之乱非天道，而在人故，这段话同样表明了天道与人事各自所具有的互不相干的功能。在总结春秋中前期天道与人事关系的基础上，郑子产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区分了天道和人道，明确提出了一个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命题，即“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在这一命题中，神性的光环渐渐褪去，人性日益凸显出其自身的价值。春秋中后期，天道与人事分离的思想通过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懈努力终于得以巩固和确立。另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晋国发生日食，晋国君王问吉凶于大臣文伯，文伯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文伯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非常明确：国家具有良好的政治修为与治国方略是最根本的，而与天灾无关，任何灾难都是人为造成的，故从事政治活动应小心谨慎，抓住“择人”、“因民”“从时”三个重要环节。这从另一个层面表述了神事与人事的本质区别。著名军事思想家孙子从战争的角度阐述了天道与人事的分别。孙子总结了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入细致。《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31〕孙子认为，有为之君及成功之将所以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原因就在于他们能预先洞悉敌我情况，能够做到“知己知彼”，最终才能做到百战百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从祈求鬼神、施行巫术中取得，而必须从人事的角度去考察。战场上的瞬息万变使孙子认识到人才乃战争胜利之本，而从鬼神、占筮中是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范蠡对天道与人事的论说则更偏重于对天道的描述，他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32〕；“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33〕天道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的，而日月却以它为法则，阴阳、日月的运行带来四季寒暑的变化，不仅如此，“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天运行的法则始终如一，保持着必要的平衡，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已经能适应天时的变化，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来行动才能达到既定之目的。范蠡不仅注重认识天的发展变化，而且主张对于合适的自然条件要及时地加以利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天时主动出击，就能取得胜利。范蠡这种知天道、尽人事的观点比春秋前期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更进了一步，给予传统的神学天命观以有力打击，发展了民本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经过春秋时期诸多思想家、政治家的不懈努力及一系列思想命题的提出，人逐渐从传统的神学思想框架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观念的初步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天人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观念的确立，为还原天之自然本性，彻底摆脱人格神之天的影响和束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神事向人事的转化提供了终极的价值依据。迨及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这一思想不但得以系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具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际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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