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东林，也没能救得了大明王朝（四）

  来源: 《百家讲坛》

“东林三君”之一的邹元标也做过同样的努力。他以顶风上疏，坚决反对张居正夺情，被重杖几致毙命而闻名。罢斥闲居30年，天启皇帝即位后，被召还出任左都御史。然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邹元标一上台首先抛出了“和衷”，号召朝臣消除门户偏见，和衷共济。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年纪大了，磨尽了火气，怎么能这样和稀泥，他笑道：“做大臣的，只要不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就要想尽办法稳定国体，怎么能感情用事呢？”
但几乎没有谁能理解他，连东林内部都笑他首鼠两端。邹元标无奈，也告老还了乡。
神宗罢工的漫长岁月里，大明王朝就像一堆被遗弃在沙漠里暴晒过久的柴禾，坚硬干燥，随便一擦就冒出火星，朝野上下，充斥着亢奋的戾气。赵南星在“京察”―考察在京官员，根据政绩品行升降乃至罢官―时放出的话，可以视作这个时代的注脚：“内察之典，六年一举，君子疾邪，小人报怨，皆于此时。”
暂时失意不要气馁，反正六年一个轮回，有的是机会让你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邹元标在东林党人集体罹难前逝世。暮年的邹元标，越来越怀念四十多年前把他打得终身残疾的张居正，一瘸一拐地奔走呼吁为他平反。
生命的尽头，他恍然大悟，仅靠气节救不了大明。纯粹的黑固然压制不了天下，纯净的白也拯救不了世人。
绝大的悲哀！对于一个王朝，居然灰色才是正道。
七
东林书院的核心建筑是依庸堂，为宾主叙礼的主要场所。邹元标曾应顾宪成之约作过一篇《依庸堂记》，还撰过两副楹联，其一是：“坐间谈论人可贤可圣；日用寻常事即性即天。”
“坐间谈论”，想来，青壮年的邹元标在这座堂上没少骂过张居正。
然而，评议大臣最初不被提倡，起码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曾写过学人应当“屏九损”，即摒弃九种有害的风气，其中就有“或评有司短长，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这些都是浮躁的表现。堂名依庸，庸者，也有适中平和之意。
九损里，还有一条：“党同伐异，僻也。”东林发展成一个党，想必也不是顾宪成希望看到的。当然，顾、高等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有党，如高攀龙《论学揭》云：“所言东林，非东林也，乃攻东林者之言也。”
不泄愤，不结党，那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顾宪成追求的是一种力量，不是用来对付同僚，而是能抗衡皇权的力量，来匡衡这个已经严重偏离轨道的世界。
是的，这个世界已经出轨太久了。回头看去，跌跌撞撞二三百年，洪武皇帝的子孙，如武宗的胡闹，世宗的神道，神宗的酒色财气，有几个是成器的？鲁迅先生曾有评论：“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可是相比历代，在朱元璋的精心设计下，有明一朝又是皇权最集中的，身为大臣，别说如汉唐那般坐而论道，连自己的臀部都缺少安全感，动辄被扒了裤子按在朝廷光滑的青砖上挨大板。
如果说，世间还有一样东西，还可能残留一点力量，对皇权进行些许束缚的话，那只有儒家的道德了。
就像堂吉诃德找到一根生锈的长矛，对不肖皇帝失望之极的顾宪成等人，高高举起了道德的大旗。他创办东林，就是为了利用这套被忽略太久的道德武器，重新整理出一套标准，一套高于、起码能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标准。
这应该就是顾宪成的终极目标。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如同在雪山上投下一枚小小的石子却引起了雪崩，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黄仁宇的剖析很冷静，也很无情：“仅凭这几十个自诩品德高尚的官员，反倒能制定出一个大家所承认的标准？反对他们的，也同样使用了他们的治人之道，即用道德伦理的名义组织他们的集团以资对抗。”
聊以安慰的，就是真正的东林党人始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牺牲。
以大刀手的身份上黑名单的杨涟，被捕后受尽酷刑，最后死于“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临刑前，他写有血书，曰：“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只是，如果有人读过顾宪成写给高攀龙的一封信，就会对杨涟无愧于先皇的自豪感慨万千，就像高攀龙的“君恩未报，愿结来生”那样。
“《乾》《坤》之后，继之以《屯》。混辟之交，必有一番大险阻，然后震动悚然，猛起精神，交磨互淬，做出无限事业。夏商以来，凡有国者，莫不如此，此意甚深长可味。”
乾、坤、屯，都是《易》中的卦名。乾坤是一个轮回，而屯，则是万物始生之意，联系后文的夏商有国，字里行间，东林党人对朱明的绝望乃至改朝换代的希冀“深长可味”。从这个角度看，就算灰色能延缓一个王朝的寿命，他们也不一定会采纳。黑白分明，担起的不是一姓一朝，而是千秋万代。
但谁也不敢捅破那层薄薄的纸，很可能顾宪成还因此有了深重的罪恶感，他悚然端坐，长长吐纳一回，环视满堂同仁，沉声一字字道：“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导读]邹元标在东林党人集体罹难前逝世。暮年的邹元标，越来越怀念四十多年前把他打得终身残疾的张居正，一瘸一拐地奔走呼吁为他平反。生命的尽头，他恍然大悟，仅靠气节救不了大明。
八
东林党人的热血和精忠丝毫融化不了覆盖着紫禁城的厚厚冰霜，皇帝早已修炼得油盐不进。任凭叶向高在一封封奏疏中气急败坏：“陛下万事不理。”神宗连官职出缺都不予理睬。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缺尚书3人、侍郎10人、科道94人；地方缺巡抚3人、布政监司66人、知府25人；最严重时，整个帝国官员缺额达一半以上。臣僚表示抗议的辞职报告更是被他视若无物（据说最多的一位居然连续上了120份辞呈），反正你自己脱下官服封了官印走了便是。
由于缺少法官断案，有些倒霉的嫌疑犯在狱中二十多年也没被提审，被关得神经错乱，在狱中用砖头把自己砸得满身是血，卧在血泊中呼冤。
58岁那年，神宗住进了自己早在30年前就修好的定陵（二十几岁就热衷于后事，这是不是也反映出对现实的厌倦呢）。可已经没有谁能勒住缰绳，王朝的大车继续驶向无底的深渊。
一月天子光宗在美女和丹药夹攻下不明不白归天后，群臣满怀期待地迎来了熹宗朱由校，最后却哭笑不得地发现，这位腼腆的年轻人最喜欢的竟然是斧锯锤刨，在他看来，做一个高手木匠的诱惑远大于做皇帝。
君臣在急速下坠的过程中越走越远……终于，崇祯君臣合力，为大明王朝画上了句号。
清军入关之后，许多志士不甘亡国，奋起抗争。东林党人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濒于十死”却回天无术后，他返乡闭门著述，苦苦探索中华的出路。有一天，他拍案而起，厉声长啸，祸根原来在这里！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
他提出，合理的政治应该由选举出的宰相来做政府的领袖，而皇帝不能亲揽大权。
但清朝延续朱元璋的规划，也不设宰相。汉人在皇帝面前自称“臣”，满人则自称为“奴才”，可无论权势还是地位，“臣”都排在“奴才”下面。
不过改朝换代似乎对东林书院的风采影响不大，当时学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脚迹得入依庸堂，人生一大幸。”只是吴桂森重建书院后，又制定了一个新的《东林会约》，第二条为：“绝议论以乐时”，“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