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 （5）

  来源: 凤凰网历史综合

  
其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其训政寻找历史经验和教训而倡导研究王安石变法，这种官方的提倡和肯定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价值取向。自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后，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其中训政时期19年。“训政，在国民党的政治制度中起着主导的支配作用，规定了当时统治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66]
大致从30年代初推行训政伊始，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保卫团办法，其后在地方推行以重建保甲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地方自治，因而王安石变法的保甲法受到重视，如当时出版的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67]、叶木青《中国保甲制度之发展与运用》[68]都辟有专章节讨论，并给以高度评价。另，1935年蒋介石致电河南省政府王安石政略研究会熊公哲，“令其对王安石遗规作一深切研究，并作庐山训练(宪政人员)教材之一”。[69]翌年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召各省县长、公安局长，聚之都城，讲习县市行政，赍资商请河南省政府重印《王安石政略》”。[70]
其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大约一直受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当然研究者并不仅限于此。如30年代提倡统制经济，便有《王安石的新法与统制经济》与之相呼应。又如为了反对师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而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71]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急待实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作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72]。
4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新政，于是又有人说“宋朝王安石倡行的新法，虽已属陈迹故事，然考其法，均切时弊，类多美善，我国近年来的新政，大概脱胎于彼。且鉴古可以知今，我们加以探赜之后，可以明t当时新法施行的情形和失败的原因，以作现在施政的殷鉴，谅也不无补益，实有究讨的价值”。[73]这种官方对王安石变法的肯定流风甚至影响到美国政要，据1944年6月21日贵阳中央日报所载，迪化18日电：“今日抵迪之美副总统华莱士……接见王主任世杰，罗监察使家伦。据王氏语记者称：华莱士副总统于谈话中，曾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为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74]‘华莱士先生似乎隐约感觉着王安石之行新法与他和罗斯福总统之行新政，有了精神的契合，他赞扬王安石，不啻于异国、异代求知己、找同志。”[75]
其四，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对重新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影响最大。柯昌颐在“评议安石之今昔观”中引胡适之先生的一段话：“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之后说：“是故今日为安石白沈冤，诚亦环境有以支配之使不得不然。”[76]
胡适所言的社会主义，实际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东渐的诸多西学中是较晚进的一种，但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猛传播，为其他西学所不及。“在新文化运动晚期，马克思主义尚且只是获得了少数的皈依者，到了20年代末，短短几年间，它就一跃成为中国思想界中一支最主要的力量，在此后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论战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争论双方实际上共同持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77]
当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者，在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评价时，一般地说是呈现出两种情况，一是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的诸项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的先行者，不免使人有牵强附会之感。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作为历史事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如使用“商品经济”、“商业资本”、“阶级关系”和“封建制度”等经济学和社会学术语，试图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意义，同时亦较多注意到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前后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变法失败的诸多原因的分析较为深广。因而三四十年代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涵盖了20世纪后50年代所重新讨论的问题。当然由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同，也因其传人中国的时间不太长，且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在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初步和稚嫩也是难以避免的。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后20年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论文约900多篇，出版专书约80余种。[78]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与20世纪前半叶有很大不同，因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前面提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二三十年代一致肯定王安石“摧抑兼并、均济贫乏”产生了直接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孙中山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最高理想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乎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因而建国之初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城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由私有制改变成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形式，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通过打击、镇压和改造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称不劳而获的阶级和建立防止贫富两极化的均富机制，实现社会平等。
如在城镇工矿企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低消费型的均富模式，在乡村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样的社会氛围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即表现在：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如同二三十年代一样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称赞，甚至把是否坚持“摧抑兼并”看作是熙宁与元丰以后变法性质变化的路标，并以此衡量变法的进步与倒退。[79]
及至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私有制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社会生活观念也由嫉富、抑富转向羡富、扬富，理论界则对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抨击和反思，这些变化都在悄悄影响研究者对王安石的“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进行新的思考，思考集中两点：一是对王安石试图通过“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来达到“摧抑兼并”的作法，提出批评：“摧抑兼并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80]“经济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81]变法“扩大了封建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82]二是指斥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措施，不仅没能摧抑兼并，而且加重了“贫乏”的经济负担。[83]这些新思考的背后显然打着很深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