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海军弹药供应问题（三）

  来源: 北洋水师

次日，丁汝昌在给龚照_的函中再次提到：“五十七密快炮仍需方块大粒药四千磅应用，伏希电催楚宝（张士衍）遄寄” [32]
我们并不知道丁汝昌催要的这些物资是否是北洋各舰所缺的弹药其中之一，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函催要，可见丁汝昌的急迫心情，也可以看到丁汝昌对于弹药补给的重视性，那么所谓炮弹不足“责任无疑在丁汝昌，与后路的弹药供应无关”这一说法也自然不攻自破。
在8月1日和8月7日，“利运”分别由天津运来军火若干，其中包括扬威等补领的军火、克虏伯150毫米、阿式六英寸炮炮弹、引信等一批。[33]
由于并无“现在无存请津赶运军火一摺”的明细，也没有这两日运到物资的具体清单，因此我们从这里无法得知这是否就是六月十三日丁汝昌致函龚照_时所要求的弹药，或者说是丁汝昌所要求的全部的弹药。
而另一份资料可以给提供一些线索。在黄海大东沟海战后，总理衙门曾奉旨调查天津机器局弹药供应情况。11月1日，李鸿章奉旨上报天津军械局存发枪炮弹药清册。据此清册统计，是年3月至10月，军械局共向北洋海军补给305毫米口径炮弹342枚、210毫米口径炮弹840枚、150毫米口径炮弹927枚、6英寸口径炮弹370枚，11英寸前膛炮炮弹12枚、120毫米速射炮炮弹1600枚。[34]
据此统计，再减去10月补给的305毫米炮弹160枚、210毫米炮弹100枚、150毫米炮弹100枚、6英寸炮弹若干枚，还有9月12日未能及时交付“致远”、“靖远”、“来远”三舰的那批弹药，其余当为战前北洋海军得到补给的炮弹。而此时库存的炮弹除210毫米炮弹和150毫米炮弹均以告竭。由这份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北洋海军战前得到的补充，除210毫米炮弹、150毫米炮弹和120毫米速射炮炮弹较为充足外，其他数量都严重不足。这也与当时的情况符合，210毫米和150毫米克虏伯火炮当时不仅装备了北洋海军，各炮台要塞也大量装备，所以炮弹储备数量较多。
而汉纳根在战前的一封信则提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弹药问题上。我发现我们的灾难在于，两艘铁甲舰的8门30.5厘米炮只有3发长倍径榴弹和64发短倍径的、粗糙的榴弹。福州制造的铁甲舰“平远”的26厘米火炮根本没有榴弹，而巡洋舰“超勇”和“扬威”的26吨炮则没有发射药的储存。与此相反，3艘铁甲舰的火炮有着充足的穿甲弹，但是鉴于日本没有铁甲舰，这些炮弹差不多是没用的。同样，其他舰只所获得的弹药是不足的，但是在威海卫的弹药库里，却有足够供装甲巡洋舰使用的弹药。[35]
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和上述统计基本符合，显然是真实的。那么结合前文我们不难发现，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存在很大问题。
其中作为北洋海军主力的定远、镇远两舰，305毫米开花弹原有67枚，3月到10月共下拨342枚，扣除战后下拨的160枚，只有182枚，而其中可以查证是海战前下拨的仅有150枚，其余32枚可能是汉纳根写信前下拨，已经包含在信中所提的67枚，也可能是海战后下拨，那么此时北洋海军仅有305毫米开花弹217枚，平均每门主炮只有炮弹27枚，即使将那32枚算入，也只有249枚，平均每门主炮仅有开花弹31枚。其余都是实战中用处不大的实心弹。
而平远所用的260毫米火炮不仅开花弹全无，实心弹也只有15发能用。超勇和扬威也仅有十寸口径炮所用轻装大粒药29出。
这显然严重制约了北洋海军战斗力的发挥，再考虑其他火炮药包和引信的短缺，不能想象北洋海军当时的窘迫。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海战后参战的洋员和军内外的外籍人士的批评，主管北洋舰队后勤工作的盛宣怀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于是一方面他致电丁汝昌宣称：“海军子药，兄向不电弟，故弟全不知。”[36]盛宣怀试图以自己不知道来推脱，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丁汝昌虽然一直是和龚照_联系，没有直接给盛宣怀去电报，但是炮弹运输仍需盛宣怀来协调船只运输。
而在八月二十六日（9月25日）盛宣怀致电丁汝昌时说“闻此次海战缺乏开花弹，卅半生脱、廿六生脱、廿一生脱大炮，需添开花弹各若干出？乞速电示赶办。”[37]从此处看，弹药缺少情况确实存在，而不是有弹药丁汝昌没有去催要。否则盛宣怀完全可以不需要用“赶办”二字，更可以将责任直接推给丁汝昌，而不是说不知道了。
同时天津军械局提供的这数量有限的炮弹质量也不容乐观。由于技术力量薄弱，天津军械局所产的炮弹较进口之炮弹威力为弱，以“定远”所用的305毫末炮弹为例，305毫米炮所用之标准开花弹弹径比是五倍[38]，而天津产的只有二倍八口径，要短的多。炮弹小了，不仅炮弹的重量比正常的炮弹轻，装药也要少，相应的，威力也要小的多。
天津军械局所产的炮弹其他质量问题也很多。1891年3月，丁汝昌因为定、镇两舰所领的305毫米炮弹铜箍太大，不能合用而致函刘含芳，要求“代为刮削”。[39]5月，“超勇”、“扬威”所领的“三十七毫里哈乞开士开花子各一千颗，子膛内均未装药”。[40] 6月，“致远”所领用的“六寸径炮用铜管轧火二百支，当经该船试放两支，据称口径太小，且放时窜火”，只能全部退回。[41]
这些问题在甲午战争时依然存在，“定远”枪炮大副沈寿以诤Ｕ胶缶椭赋觯骸爸泄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42]“来远”帮带大副张哲灰菜担骸八领子药，多不合适，亦不切备”，黄海海战即“有因子不合膛而临时减药者。”[43]所以“定远”枪炮二副高承锡认为：“枪炮子药乃军务极要之件，制造之时须较以规矩，求其性力，认真试妥，然后取用，方无妨害。”若“不论合膛与否、炸力大小、能否及远，塞责成工，不但战时用之有害，即平时用之也受害不浅”。[44]此外，弹药存放时间过长也会有所损坏，“镇远”枪炮大副曹嘉祥等军官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每届三年，各船上所存军火必须勘验，如有损坏，当即更换”。
弹药存在如此之多的质量问题，势必导致原本数量就有限的弹药在实际使用中更加紧张，还会严重影响火力的正常发挥。
在海战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炮弹质量对海战的影响。“来远”、“致远”、“广甲”三艘巡洋舰合击正常排水量仅有622吨的炮舰“赤城”，“赤城”共中大中口径炮弹30发，而“比睿”和“西京丸”等舰也多次被北洋海军的305毫米炮弹击中，但是都始终未能对其造成致命打击，炮弹质量所造成的影响可见一斑。
结语
自古以来，后勤一直是兵家非常重视的问题。而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对后勤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海军装备技术复杂，作战环境特殊，如果没有有力的后勤保障，战斗力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因为弹药匮乏和弹药本身的质量问题，对北洋海军发挥正常的战斗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是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1] Philo N.McGiffin，The Battle of The Yalu，Century Magazine，50:4，August 1895。北洋水师网站张黎源译本http://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2] William Ferdinand 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CO LTD 1929
[3]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
[4] “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8－139页。
[5] 濮兰德：（J.O.P.bland）：《李鸿章传》，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45页。
[6] 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转载于《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
[7] 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探”，收录于《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
[8] 苏小东、陈美慧，“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收录于《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9] 苏小东、陈美慧，“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收录于《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0] 苏小东、陈美慧，“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收录于《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1] 苏小东，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2]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
[13]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348页。
[1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5，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9页。
[15]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
[16]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1页。
[17]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
[18]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19]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2页。
[20] 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21] 《山东役战利品调查表》、《山东役战利收容兵器弹药员数表》，影印本。
[22]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23]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1页。
[24]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5]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26]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27]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28]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29]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30]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
[31]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209页。
[32]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33]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3页。
[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5，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138页。
[35] Constantin von Hanneken Briefe aus China 1879－1886:als deutscher Offizier im Reich der Mitte，BOHLAU VERLAG KOLN WEIMAN WIEN，1998，第346页，附录2。
[36]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
[37]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
[38] Philo N.McGiffin，The Battle of The Yalu，Century Magazine，50:4，August 1895。北洋水师网站张黎源译本http://www.beiyang.org/wenku/mjf.htm
[39]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40]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41]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42]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404页。
[43]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407页。
[44]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398页。

　
（北洋海军成军120周年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