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史研究综述（四）

  来源: 北洋水师

接敌阵形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阵形能够充分发扬己方全队的整体攻击力。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及其多篇论文、孙克复《甲午黄海大战北洋舰队阵形的得失》（《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以北洋海军军舰舰首炮占优势和航速低为理由，肯定了丁汝昌"始终以舰首对敌"的战法。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认为，北洋舰队一横队（雁行阵）迎敌，其舰炮最佳射击舷角的射击扇面只有25度；而且雁行阵极其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若采用单行鱼贯阵（单纵队）迎敌，即以舰队的一舷拦击日军舰队，争取对敌舰队实施"T"字战法的攻击，迫使日舰队同北洋舰队形成同向异舷（或同舷异向）的交战，那么黄海海战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大为改观了。

关于丁汝昌负伤后，中断战场指挥所造成的后果问题，杨志本、许华在前文中指出，作为北洋海军的战场最高指挥官，丁汝昌无法逃脱的责任就在于海战前没有明令指定自己的代理人，特别是代理旗舰；在战斗中又没有或已来不及采用积极的补救措施，致使北洋海军全军陷入混乱局面，他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林增平、孙克复和关捷等从北洋舰队的损失着眼，认为北洋舰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马鼎盛《简论中日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中日关系史研究》第1辑）认为这是一次得失相当，不分胜负的海战。戚其章也主张未决胜负的说法，他是从双方的战役目的来进行评价的：北洋舰队是护送8营铭军在大东沟登陆；日本联合舰队则是寻找北洋舰队进行决战以实现其"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北洋舰队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日本舰队的"聚歼"计划则未能实现，因此是胜负未决。杨志本、许华则指出，日本海军虽然在黄海海战中没有能够全歼北洋海军，但仍使北洋海军损失了5艘军舰，基本上控制了黄海制海权，从而使甲午战争结局的天平自然倒向了日本方面，因此日本海军是黄海海战的得利者。

4、关于威海卫之战问题

1895年初的威海卫之战，是北洋海军惨遭覆灭的一战。关于此次战役失败的原因，论者多归咎于"避战保船"的消极防御方针；但对于北洋海军株守威海卫军港坐以待毙的责任归属问题，则有不同的看法。戚其章根据《东方兵事纪略》的材料，认为应由李鸿章来承担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军港全军覆灭的责任。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认为，这个责任在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其一是未能捕捉有利战机，突击日军登陆输送队；二是没有能够采取积极主动的防御作战行动捕捉有利战机去突击日军的登陆输送队，反而是率领舰队株守军港，坐以待毙，实在是海战史上典型的蠢举。穆景元《甲午威海海战北洋海军失败原因探》（《锦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认为，应该把海战与陆战结合起来看，威海战败的原因不是"避战保船"所致；它与威海卫至成山角一带海岸和陆地防御薄弱、没有援兵解围有很大关系。

5、关于海城之战问题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曾集中兵力，五次反攻海城，但均以失败告终。孙克复《略论甲午清军五复海城之役》总结说，清军失败的原因一是将领指挥无能，各军之间互不统属；二是战前缺乏充分准备，没有严格的进攻计划和作战部署；三是纪律败坏，训练废弛；四是武器窳劣，后勤落后，编制不足。有的论者指出：清军将领缺乏指挥近代战役的经验和能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祁子青《概述甲午战争中的海城战场》（《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3、4期）强调了清军将领无能、私利、骄横对战事的恶劣影响。吕万和《甲午海城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指出，海城之战是日军的一次冒险行动，如果清军作战坚决，指挥得当，有可能全歼日军第三师团，使辽东半岛的战局改观并牵动整个战争的全局。

6、关于甲午战争人物问题

历史人物研究，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重要内容，分歧与争论也很大。
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具体组织指挥者，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自八十年代起，近代史研究者们对于李鸿章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中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者们发表了甲午战争与李鸿章的研究论文近五十篇，论者们大都开始肯定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海军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徐勇《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王楚良《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的覆灭》（《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6年）、何平立《略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杜耀云《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海战》（《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沈远持《从海防看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孝感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等论文，都开始比较深入地论及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及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一文特别值得注意，该文根据甲午战争的大量第一手可信史料，得出一个与过去研究者们截然不同的全新结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从来就没有命令北洋舰队株守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坐以待毙，却是多次向北洋海军下达了出港寻敌的作战命令；而恰恰是过去被论者们普遍认为是在战争中始终坚请率舰队出港击敌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多次擅自违令株守军港，从而最终铸成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的悲惨结局。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过去，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丁汝昌是一个积极主动与日本海军作战的将领。随着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论者在继续肯定丁汝昌是一个爱国将领的同时，对于他在甲午海战中的具体表现，提出了新的否定意见。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二是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多次置清廷与顶头上司李鸿章的出港击敌之明令于不顾，顽固率领舰队消极株守军港，最终铸成整个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的惨剧。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对于丁汝昌这种大胆且令人难以理解的违令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剖析，根据包括丁汝昌在威海卫保卫战最后关头的亲笔书信等第一手材料，认为丁汝昌当时是在以自己殉死于威海卫的方式，为自己当时所处的"待罪候决"恶境寻求彻底的解脱；这种过于自私的考虑，将北洋舰队送上的株守至覆灭的不归之路，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最终结局，应承担其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吕良海《丁汝昌甲午年援旅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则根据大量史料，深入细致地考察了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的救援旅顺问题，认为是丁汝昌对李鸿章要求北洋舰队救援旅顺的命令采取了敷衍和违抗的态度，寻找各种借口来消极对抗上命，终于导致旅顺口军港很快就陷入日军之手。

甲午战争史人物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左的不同意见。早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撰写《冤海述闻》为方氏鸣冤；但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方氏之被斩首是咎由自取。自80年代起，方氏问题再度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的问题。季平子《丰岛海战》（《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论方伯谦被杀问题》（《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赵文润《为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辨冤》（《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0年第2期），徐彻《方伯谦被杀一案考析》（《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陈贞寿等《方伯谦案新探》（《福建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刘志坚《清季一大冤案--方伯谦被杀真相》（《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福建论坛》1993年第1期），王宜林《甲午海将方伯谦》（海潮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都从各个方面为方伯谦鸣冤。方氏的后人也不断发表文章，为方氏鸣冤。

但仍然有戚其章、孙克复、关捷等众多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坚持认为方伯谦被斩首一案不属于冤案。戚其章《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与季平子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认为，尽管方氏在丰岛海战中有个别值得肯定之处，但清廷当时处决方氏的三条罪状基本属实。宫志远《方伯谦被杀是历史冤案吗？》（《东岳论丛》1992年第5期）认为方伯谦在黄海海战后被杀不能视为冤案，新发现的材料尚不能成为替方氏翻案的证据。另外，胡小园《也谈方伯谦被杀的问题》（《日本研究》1989年第4期）认为，方氏驾驶"济远"舰先行逃离战场，严重违反军纪，擅离战场受到严厉制裁，无冤可言；但当时清廷未经审讯而草草处斩他，又不乏蒙冤的色彩。总的看来，众多的甲午战争研究者们都不同意为方氏鸣冤翻案的意见，因为目前并没有发现更多有力的新史料来为方氏翻案。

7、关于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的关系问题

甲午战争与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个问题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否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以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一书为代表，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包括军事上的"自强破产"，经济上的"求富破产"，"不论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但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茅家琦《"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破产和终结"说质疑》（《学术月刊》1984年第11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并不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从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与清王朝一同终结的。余明侠《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质疑》（《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提法，是与历史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是互为因果的。姜铎《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这就是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互为因果的关系。

关于如何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对外采取妥协投降的反动运动。黄逸峰、姜铎《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和姜铎《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5月5日）等文章认为：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者"存在抵抗的一面，但妥协投降毕竟是主要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根本未起到御侮和自强的作用"。

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北洋海军主要是御侮。关捷《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洋务运动讨论专辑》）认为，"自强"和"御外侮"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的首要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巩固和扩大个人权势的目的。余明侠《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辨析》一文指出：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才推迟了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时间表。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戚其章《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5期）认为：甲午战争体现了洋务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但同时也表现了洋务运动的浓厚封建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限制了它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使其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王承仁、刘铁君《论洋务运动兴建海军的目的和作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认为：洋务派兴办和掌握的海军还具有浓厚的封建集团性和腐朽性，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