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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网络 韩昭侯作高门，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往者君尝利矣，不作高门。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故曰不时。”
韩高门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
哪里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呢？还是那句话，无论是世界、人生、还是生活，所有的一切不过都在“缘构”着。而参与这种缘构的，不过是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总是隐匿着，参与着事物的构成，而我们又是“日用而不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参与，我们的眼前就不会展现有秩序地客观世界，将不会有音乐、更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对错。可是，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中“因缘构成”的东西，反过来又助长了我们现成化的思维，让我们错误地认为眼前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而不变的。这是人性的弱点，更是历史的吊诡。
韩昭侯想做高门，这个做法对吗？无所谓对错，关键是你什么时候萌发这样的念头，在什么时候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正如我上面所说，任何事件都是由时间参与构成的，脱离了时间，事件本身无所谓好坏。正如屈宜臼所说，不时。就是时机不对。脱离开事件就没有孤零零的事件。
对于时间的本质，总的来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近代物理学中的观点，以牛顿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牛顿认为，时间和空间有着独立存在的实在性，它作为上帝的属性，是无限的和永恒，不依赖于任何对象或主观的意识。它像一个空盒子一样，各种物体都在其中。莱布尼茨否定了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他指出，时间和空间只是一种关系或者说秩序，用来表示共存（空间）和连续（联系），而作为一种关系和秩序，本不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人们在经验世界中的一种抽象。就像“〉”、“〈”、“红”等符号一样，客观世界中是没有的，只能依赖人的主观才能显现。
近代著名哲学家康德批判并吸收了牛顿和莱布尼茨的观点。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我们直观的纯形式，我们眼前展现的一切对象都是通过“时空直观”的纯形式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没有“时空直观”，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对象，因此，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牛顿意义上的“空盒子”，它依赖主观，具有“先验的观念性”；但另一方面，时间和空间虽然在主观内，但其作用于杂多表象却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据此，康德反对莱布尼茨的观点，如果时间和空间仅仅是表示从经验世界抽象出来的，只是经验的概括，那么它就不可能具有普遍有效性。如此一来，几何学的普遍有效性如何保障？因此，时空虽然是人类的一种直观形式，却现实地普遍有效地存在于经验世界中。一方面它不是实体，仅仅具有“先天的观念性”，另一方面，它又普遍有效地作用于外在的表象，具有“经验的实在性”。
而对时间有着更为深刻见解的是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认为，时间不仅参与了客观事物的构成，而且还参与了人的生存方式的构成。时间在参与客观事物的构成当中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听一首曲子，为什么会感到是一首曲子？为什么片子通过屏幕放映出来会是一个个鲜活的画面？这些都是时间参与其中的结果，通过对“过去”的保持，对“现在”的体味、对“未来”的牵挂，让我们微妙感觉到了“事件”之所以作为“事件”不仅如此，海德格尔打开了一个康德只是稍微涉及但又擦肩而过的“时机性”。所谓的“时机性”也许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探究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大旨相悖，因此他对“时机性”总是羞羞答答地躲避。而海德格尔却不同，他没有现成化思维的障碍，深刻地揭示了“缘在”的非现成化存在。人的存在方式之所以是非现成化的，正是因为时间参与了人的生存方式的构建。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是否能够把握住“时机”，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人生轨迹。而这种人生轨迹一旦决定，就无法回到原来的起点。所以，人之所以会后悔、会彷徨、会焦虑，都源于对于“时机”的敏感。伟大的思想家都对时间非常重视，都深刻地认识到了“时间”和“事件”的相互缠绵和牵连。正是充满着“时机化”，人生才显得跌宕起伏，才会险象环生。正是时间，让人的微妙的生存状态完全暴露。正如孔子所言：“时也，运也，命也”。但无论是“时”，还是“运”和“命”，都不是先天注定的，没有人先天就是贵族，更没有人先天就是贱民，所以我们不要气馁，但回首观之，它又是如此的僵硬。关于这一点，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借助心理描写有过深刻精彩的分析。
在《通鉴》中的这段文字中，屈宜臼对“时”就相当敏感。“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所谓“时”不是牛顿意义上的客观的时间或者“时日”，而是和参与到“事件”中的“利时”和“非利时”。在有好时运的时候，没有修盖高门，而在今天坏时运的时候劳民伤财，就是没有“相时而动”，所以说“时机不对”。韩昭侯没有听他建议，结果在高门刚刚修好的时候就去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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