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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天涯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马光阐述的道理很容易得到认同，因为他表达的意思很容易契合大众的心理。但本人总觉得司马光的观点没有向前进一步，把问题阐述的更清楚。其实，所谓的“德”和“才”的区别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德”与“才”之间的区别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在操作层面上很容易地分开，如果我们的文化总是如此强调“德”，对“才”有着足够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历史何以演绎成权谋角逐的历史？
司马光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由于“才”胜出“德”的缘故。“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才的价值是中立的，无所谓善恶，可以用它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君子）挟才以为善，善无不至矣；（小人）挟才以为恶，恶亦无不至矣。”所以，要树立“德”的绝对引领和优先地位，用“德”才统摄“才”，则是正道；无“德”而“才”盛，则是魔道。但是，在操作层面上，我们总走不出自己的私人情感，总是本能地排斥“正直中和”之人，而亲近“察毅”之人。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但这里的问题是：德和才能否分开？一个人能否在有“德”的同时还有“才”，所谓德才兼备是不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根本就不会存在？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涉到我们对“德”和“才”的理解。什么是“才”呢？“才”就是“智”，而中国的“智”总表现为在人际关系中，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表现为对宇宙自然奥秘的探究。在西方社会中，“德”和“才”用力的方向不一致，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德”和“才”的关系问题。 “德”体现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品质和修养，而“智”体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科学精神，即对自然界奥秘的严肃寻求。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相反，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能在智力方面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这些社会都能容忍。因为西方有“原罪”性质的宗教，有维护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制度。西方的宗教精神不相信人是善的，因为他们偷食了禁果，心中已经有了恶的种子，注定了要在地面上劳累一生。正因为人任何时候都有作恶的动机和冲动，所以西方有着严格的法律，以法律调节人际关系，以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人的行为。所以，西方从来不弘扬道德，也不鞭笞非道德，只是强调法律的尊严。只要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就无可厚非。你道德品质再差也没有关系，只要别违反法律，也没有人会“千夫一指”的谴责你，因为西方本来就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每个人的选择都无可厚非，都值得尊重。还是那句话，只要别违反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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