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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史探微
结 语
本文检讨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降生神话、始祖神话以及一些重要的契丹习俗，发现它们大都能在摩尼降生神话及摩尼教教义和神话中找到原型或依据。我认为，在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汗国崩溃，大批回鹘族人进入契丹社会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背景下，很难把这些神话传说的相符对应完全归之于偶然的巧合。
六十八年前，王日蔚先生在其《契丹与回鹘关系考》最后说：“至二者在文化之相互影响，则以材料缺乏，未能得其真相。……他日有材料时，当专篇论之也。”[153]更早，八十年前，陈垣先生作《摩尼教入中国考》，特别于第十四章《南宋摩尼复盛》后标出：“同时北朝辽、金、夏关于摩尼之史料，当亦不少，因摩尼固尝盛行北地。此节且待他时之发现。”[154]本文之作，或可稍平前辈之憾。不过，限于材料和学力，本人所探讨者只是不同宗教文化影响的蛛丝马迹，且经与旧有习俗的整合[155]，并非是系统宗教的传播。如前辈学者冯承均先生所言：“间尝研究我国制度，分析其间固有及外来之成分，往往与类似固有制度之中，发现外国输入之事，特因习用已久，遂致主客不分”[156]，本文所论，泰半仿此。本人以为，这种研究既有学术价值，也能提供现实借鉴意义。
九世纪中回鹘汗国崩溃给契丹传统社会带来了新的激励因素。回鹘族人进入契丹社会，给契丹部族注入了新鲜血液；回鹘所奉摩尼教的传入，则为契丹传统社会的飞跃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耶律阿保机即以结亲取得回鹘族人（很可能把持着商业）的支持，并藉其摩尼教神话自己，从而得以突破传统，实现革命，建立国家，实行帝制，成为契丹人的民族英雄。
宗教及文化交流往往与商业活动同时进行[157]。唐代后期，回鹘人（包括在回鹘汗国配为部落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实际上已经大量从事商业经营活动[158]。汗国崩溃以后，回鹘人并没有马上融入变成游牧的契丹人，他们在相当一段时期还作为不同的群体存在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回鹘商业文化对契丹社会发生飞跃变革的影响也值得专门研究。传统的说法认为契丹是农牧二元社会，然而，二元之间有赖商业联系，因而很可能是农、牧、商三元社会，即相当一段时期的汉人及渤海农业、契丹牧业、回鹘商业[159]三足鼎立。诚如是，基于“二元社会”说的一些理论如“征服王朝论”等就有必要重新探讨。
2003-9-6完成于北大畅春园
[1]参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432页。
[2]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00《契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正史均为此本），1984年，2223页。
[3]同上引《魏书》卷100，2222页。
[4]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1《太祖纪》上，10页。
[5]如陈述（玉书）《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78年；同作者《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日]松井等著《契丹勃兴史》，刘凤翥译、邢复礼校汉译本收在《民族史译文集》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
[6]近年国内有关契丹及辽朝历史的论著已经不少，比如，可以参考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7]参上引[日]松井等《契丹勃兴史》，2、27页。
[8]参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载《禹贡》卷4第8期（1935年12月）；李符桐《回鹘与辽朝建国之关系》，台北文风出版社，1968年，后收入李符桐论著全集编委会编《李符桐论著全集》第二册，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92年，263-405页；王民信《契丹外戚集团的形成》，收在氏著《契丹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年，73-87页。
[9]关于崇拜光明是摩尼教的主要特征和回鹘奉摩尼的情况，参林悟殊《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前文收在氏著《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58页，后文收在同书87-99页。
[10]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9《北狄契丹传》，6173页；[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一，1827-8页；[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886-7页；[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266，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来通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本文引《通鉴》均为此本），1982年，8676-9页。
[11]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2-3页；同书卷73《耶律曷鲁传》，1220-1页。
[12]参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载《史语所集刊》17期，1948年4月。
[13]见上引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释文》，230-1页。
[14] [德]克林凯特著、林悟殊译《古代摩尼教艺术》，中山大学出版社，1982年，22页。
[15]同上引《古代摩尼教艺术》，24页。
[16]本文这里用的是摩尼教所谓“五明子”即清静气、妙风、明力、妙水、妙火的名称，见前引《摩尼教及其东渐》15页。克林凯特在《古代摩尼教艺术》中说：“许多文书也言明尊为五大神，即五种明亮的宇宙分子――气、风、明、水、火所环绕。这五种分子和人类学的五个范畴，即推理、意志、智力、思想、理解等五个概念相联系。”（32页）显然，这五种明亮分子属于摩尼教崇拜的基本对象，故其名称大同小异，并无本质的区别。
[17]见前引《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下部赞〉释文》，256页。
[18]见《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下部赞〉释文》，256、258页。
[19]《古代摩尼教艺术》，97页。据克林凯特的说法，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发现的七、八世纪摩尼教经书插图中，有一幅是在“建筑物的拱门上，画着三位一体的神，……其主神位于中央，较其他神为大。而且，主神的王冠上还另有一装饰，看来是一个带着同样王冠的较小人头。若如是，则暗示了拯救之神的分身理论。随伴的两个较小神像，其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个也带着一顶与主神类似的王冠，但没有主神那一附加的装饰。我们可以推测，这里画的是摩尼教的拯救之神，也许就是第三宇宙阶段所创造的那批神。”（《古代摩尼教艺术》，88页。）而据摩尼教教义，大明尊在第三宇宙阶段唤出的拯救之神有第三使、惠明使、光耀柱（银河）以及大智甲（Great Nons），参前引《古代摩尼教艺术》35页。
[20]参上引《古代摩尼教艺术》，35-6、91-2页。
[21]参上引《古代摩尼教艺术》，97-8页。
[22]参上引《古代摩尼教艺术》，41、78-9、92页。
[23]《古代摩尼教艺术》，78-9页。
[24]《古代摩尼教艺术》，42页。
[25]《古代摩尼教艺术》，79页。
[26]克林凯特认为：“此处画的可能是762年信奉‘明教’的牟羽可汗，要不就是像牟羽可汗那样，与臣属一道奉摩尼教的另一位国王。”（《古代摩尼教艺术》，78页）
[27]见《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下部赞〉释文》，254页。
[28]这类字眼在摩尼教经典里屡见不鲜，可参上引《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
[29]《辽史》卷1《太祖纪》上，10页。
[30]《辽史》卷112《逆臣传》上，1498页。
[31]《辽史》卷2《太祖纪》下，19页。耶律阿保机的这篇预言充满神秘的谶语，尤其是预言了自己的死期，而且恰恰正是三年以后所谓“扶余之变”他神秘死亡的日期，这太令人疑惑了！总之，我感到，这篇预言的内容，它的产生，所谓“扶余之变”，甚至契丹灭渤海，都还有深藏未露的因素有待揭示，尤其是像契丹这样处于变革期的传统社会，异质文化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32]《辽史》卷2《太祖纪》下，23-4页。参刘凤翥《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1期，收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上），235-6页。
[33]见前引《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250-1页。
[34]见《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253、254、257-8页。
[35]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3页。
[36]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68页。
[37]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10页。关于中国历史上开皇、始皇、皇始一类名号的意义，请参《通鉴》卷7，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王初并天下”条，234-5页；同书卷108，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魏群臣劝魏王称尊号”条胡注，3429页。有关研究参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载《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89页及402-3页注81。
[38]例如早在契丹之前，高句丽就有始祖之母感日而孕的传说，参《魏书》卷100《高句丽传》，2213页。
[39]参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收在《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157、160、164-5页。这里我要感谢刘先生惠赠大作，该文资料丰富，令我受益匪浅。
[40]见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收在前引《契丹史论丛》，47页。
[41]参杨富学《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收入氏著《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44-55页。
[42]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8页。
[43]参上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0页。
[44]见《辽史》卷2《太祖纪》下，24页。
[45]《辽史》卷116《国语解》，1545页。
[46]据说有人认为，“木叶山的地理位置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因为一千多年来地貌的演变”，“至少在辽代前期，潢河和土河还属于黑龙江水系而不是辽河水系，辽代的潢河即今乌力吉木伦河，潢河与土河在阿鲁克尔沁旗东南交会后，东北注入松花江”（见前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5页转述）。这就是说，今天的松辽分水岭（吉林省长春―长岭―通榆一线）只是辽代后期以来一千来年地貌演变的结果，这不惟难以置信，简直是信口开河！
[47]参前引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附录《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191-206页。
[48]前者见于八世纪的突厥文碑铭，参特勤《鄂尔浑突厥语语法》（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第四章《词汇表》，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1968年，330、369页；后者见于十一世纪辞书，参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词汇》（Mahmud al-Kashq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第三册（索引），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21、169页。
[49]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43-4、247页。
[50]见前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71页。
[51]《新五代史》卷72，885-6页。
[52]参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26、36、83、107页。
[53]见贾敬颜遗著《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13页。
[54]见该书《例言》4-5页。
[55]参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79-80页。
[56]如《刘郁〈西使记〉》，见王国维《古行记四种》叶八，收入《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并请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中华地图学社，36-7页。
[57]参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2页。
[58]贾敬颜认为：“说契丹人讲的话是一种古蒙古语，一种颚音很重的古蒙古语，应该是令人信服的”，见氏撰《契丹文》，收在《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106-7页。
[59]见道布编著《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年，22页。
[60]参前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4页。
[61]参《辽史》卷49《礼志》一，834-5页。
[62]《辽史・礼志》序：“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别得宣文阁所藏耶律俨《志》，视大任为加详。存其略，著于篇。”（834页）可见元修《辽史》，曾对契丹国俗和汉仪作了勘比整合。然而还不止此，同书《礼志》五《嘉仪》上“皇帝受册仪”后注：“又有《上契丹册仪》，以阻午可汗柴册礼合唐礼杂就之。”（859页）可见礼俗勘比整合在辽代当时已经开始。
[63]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冉）闵等。”（2791页）《通鉴》卷98，晋穆帝永和五年（349）“赵主鉴使乐平王苞”条记此事，胡注云：“胡天盖石氏禁中署舍之名。”（3099页）并请参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416-7页。
[64]参前引贾敬颜《契丹文》，99页。
[65]《辽史》卷49《礼志》一，834页。
[66]同前引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14页。并请参《古代摩尼教艺术》，71-2页。契丹“再生仪”仪注有：“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辽史》卷53《礼志》六，879页）此三岐木或许就是摩尼教象征光明王国的三干树，再生与往生方向不同，故其倒植。我国的契丹考古发现过不少壁画，应该有希望把这种三干树识别出来。
[67]见《摩尼教及其东渐》，255、256页。
[68]契丹族并非只有八部，详参上引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因此，八部的说法只具传说的象征意义而难以做认真的历史考实。或者，这只是受鲜卑八部大人制度影响而产生的比附说法也未可知。有关的史料见《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376-81页；最近的有关信息可参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0-62页。
[69]见罗炳良主编《中华野史》辽夏金元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10页。
[70]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4页。
[71]参《辽史》卷49《礼志》一，836页。
[72]参前引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收在前引《契丹史论丛》，45页。
[73]冯家升对此有详细统计，参氏撰《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收在《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51-7页。
[74]见前引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收在前引《契丹史论丛》，46页。
[75]参冯家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同上引《冯家升论著辑粹》，68-9页。又，唐太宗初即位，与颉利可汗于便桥杀白马盟誓（两《唐书・突厥传》）；苏定方伐百济，于江边杀白马祭祀（《（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八，忠清右道公州镇扶余县古迹）。[俄]E・N・杰烈维扬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也曾提到古代民族中的一些例子：“由于契丹人企图强占阿骨打亡兄的马，几乎引起了一场冲突。死去的撒改也曾以白色御马陪葬。假如我们还记得中国人和那乃人均以白色志丧、通古斯人皆以白马祭献林神的话，那么。上述最后这―情节则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直到不久以前，在朝鲜还保留着这样一种习惯，送葬时在灵架上放有白马像。这是一种避邪符。在一些为开业举行的仪式中，马也是中心角色。马，特别是白马，也是一种祭祀用的动物[注239：U．V．约诺娃：《朝鲜人宗教仪式中的图腾崇拜残余》，155页]。”（林树山、姚凤译，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294页）
[76]见前引《冯家升论著辑粹》，63页。
[77]本段所转述摩尼教内容请参前引《古代摩尼教艺术》，36-7、43-4页；《摩尼教及其东渐》，17-8页。
[78]《辽史》卷52《礼志》五，859页。
[79]参《新唐书》卷12《礼乐志》二，323页；同书卷14《礼乐志》四，352页；同书卷21《礼乐志》十一，464页。
[80]见王民信《契丹的柴册仪与再生仪》，同前引《契丹史论丛》，95页。
[81]《辽史》卷49《礼志》一，838页。
[82]参陈述《契丹政治史稿》，45页。
[83]参前引[俄]杰烈维扬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146页。
[84]《辽史》卷49《礼志》一，838页。
[85]《摩尼教及其东渐》，243、256-7页。
[86]《摩尼教及其东渐》，56页。
[87]参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0页。
[88]《辽史》卷18《兴宗纪》一，220页。
[89]《辽史》卷28《天祚皇帝纪》二，332页。
[90]《辽史》卷37《地理志》一，442页。
[91]《辽史》卷37《地理志》一，446页。
[92]摩尼教的信徒叫听众，僧侣叫选民，二者宗教地位不相等，参《古代摩尼教艺术》43-4页。
[93]参前引《古代摩尼教艺术》，56、70、86、93、94-5页。
[94]《辽史》卷53《礼志》六，879页。
[95]参[日]鸟居龙藏《契丹黑山黑岭考》，载《燕京学报》第28期（1930年12月），收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下），1101-5页。
[96]参[苏]穆尔札也夫著、郁浩译《中亚细亚（自然地理概要）》，商务印书馆，1959年，49页表3。
[97]参《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第3卷，莱顿：E.J.Brill，1971年，1113页。
[98]参刘凤翥《“阿穆尔”源于契丹语的“黑水”说》，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1期，收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下），744页。
[99]参上引鸟居龙藏《契丹黑山黑岭考》，1113页。
[100]同前引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14页。并请参《古代摩尼教艺术》，71-2页。契丹“再生仪”仪注有：“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岐木。”（《辽史》卷53《礼志》六，879页）此三岐木或许就是摩尼教象征光明王国的三干树，再生与往生方向不同，故其倒植。我国的契丹考古发现过不少壁画，应该有希望把这种三干树识别出来。
[101]《古代摩尼教艺术》，32页，并请参同书71页引摩尼教《大力士经》。
[102]参前引《古代摩尼教艺术》，38、41-2、44页；《摩尼教及其东渐》，18页。按照传统的波斯宗教即祆教的观念，北方为群魔所居（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26页），摩尼教与此相反，或因为异端的缘故。但印度宗教也认为香巴拉Shambhala即理想天国在北方（见《格西曲札藏文词典（附汉文注释）》，民族出版社，1990年，877页），这很可能反映了早期印度伊朗民族由中亚迁徙分离时形成的文化分歧（参前引拙著243页）。据说西方语言的香格里拉Shangrila即源于香巴拉一语的梵文。藏传佛教也引入了这一传说。无论如何，该传说的基本要义是指信奉者的北方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这一点应该是研究者十分留意的。
[103]《辽史》卷49《礼志》一，836页。
[104]参前引冯家升《太阳契丹考释》，收在《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39-49页。
[105]见上引冯家升《太阳契丹考释》，44-5页。
[106]参前引冯家升《太阳契丹考释》，47-8页。
[107]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壹、贰，224-56页。
[108]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231页。
[109]参前引《古代摩尼教艺术》，38、41-2、44页；《摩尼教及其东渐》，18页。
[110]转引自冯家升《太阳契丹考释》，41页。
[111]冯家升《太阳契丹考释》，42页。
[112]《摩尼教及其东渐》，18页。
[113]《辽史》卷2《太祖纪》下，19页。
[114]《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祖州”条，442页。明殿为阿保机陵寝专名，有关研究参陈述《契丹政治史稿》，45-6页。
[115]《摩尼教及其东渐》，221、263页。
[116]《古代摩尼教艺术》35页，并请参考同书75页。
[117]《古代摩尼教艺术》，74页。
[118]参《古代摩尼教艺术》，82、96页。
[119]参《宋史》卷103《礼志》六，2508-9页。
[120]参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2期，收入孙进己等编《契丹史论著汇编》（下），589页。
[121]参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592-3页。也有认为契丹火葬的原因是盛行佛教，但据研究那恐怕主要应是辽圣宗（982-1031）以后的事，参前引冯家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58-62页。
[122]参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591-2页。
[123]《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祖州”条，442页。
[124]《辽史》卷50《礼志》二，“凶仪”条，839页。
[125]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收入氏撰《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359、372页。
[126]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592页。
[127]参前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0-62页。
[128]《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审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国舅也。”可见无论契丹分部如何，迄遥辇部落联盟时期，耶律氏都未与回鹘述律氏结成婚姻。有关研究可参金毓黻《辽部族考》，转见于前引王民信《契丹外戚集团的形成》，74-5页。
[129]或许正是此举引发了契丹部落的重新组合，从而促使契丹婚姻由部落外婚转为部落内婚、氏族外婚。这个问题值得另作研究，已有的讨论可参前引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0-62页。
[130]回鹘人在契丹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居重要地位由《辽史》的下述记载即可见一斑：太祖“四年秋七月戊子朔，以（述律）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4页）；“拜敌鲁北府宰相，世其官。”（1223页）
[131]参《新五代史》卷72《契丹附录》，890页。
[132]有关语音勘同可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附录壹，225-6页。
[133]参前引特勤《鄂尔浑突厥语语法》（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第四章《词汇表》，364页。
[134]《古代摩尼教艺术》，98页。
[135]参《古代摩尼教艺术》，35、96-7页。
[136]《摩尼教及其东渐》，251页。
[137]《辽史》卷1《太祖纪》上，3、10页。
[138]《辽史》卷2《太祖纪》下，19页。
[139]《辽史》卷2《太祖纪》下，23页。
[140]参前引《契丹政治史稿》，69-71页。
[141]《旧五代史》卷137《外国传》一，1832页。
[142]参《古代摩尼教艺术》，34页；《摩尼教及其东渐》，16页。
[143]参《古代摩尼教艺术》，35、41、78-9页。
[144]《摩尼教及其东渐》，18页。
[145]《辽史》卷2《太祖纪》下，23-4页。
[146]参《古代摩尼教艺术》，37页；《摩尼教及其东渐》，19页。
[147]参《辽史》卷2《太祖纪》赞，24页；陈述（玉书）《契丹政治史稿》，70-71页。
[148]《契丹政治史稿》，70页。
[149]参《古代摩尼教艺术》，33页。
[150]参《古代摩尼教艺术》，88、97页。
[151]参陈述《契丹政治史稿》，47页；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6-7页。
[152]参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166页。
[153]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载《禹贡》卷4第8期（1935年12月）
[154]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366页。
[155]参《古代摩尼教艺术》，29、47-9、79等页；《摩尼教及其东渐》，26页。
[156]冯承均《伯希和、沙畹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译序》，氏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43页。
[157]参季羡林《商人与佛教》，收在中国史学会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91-207页；并请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250-52页。
[158]参《旧唐书》卷195《回纥传》，5207页以下；《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6120页以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阴山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54-60页。
[159]参《摩尼教及其东渐》，91、9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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