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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史探微
以水利灌溉为条件的农耕经济，曾“稍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与牧业区之分界逐渐向北推移。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令“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率六十万人戍田之”。[23]居延汉简所见“田卒”、“治渠卒”诸称谓，可能即此次北边经济开发事业的文字遗存。辽阳三道壕西汉村村落遗址中畜圈邻近测所，内中多积有粪肥[24]，说明当时所谓“务粪泽”[25]的农田施肥技术已经推广至于北边地区。居延汉简中可见有关“运粪”的内容，如：“□以九月旦始运粪”[26]。居延汉简又可见所谓“代田仓”[27]，许多学者据此以为中原先进耕作方法“代田法”，当时已经在北边推广。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出土反映庄园经济的壁画如农耕图、园圃图、采桑图、果林图、畜牧图、网渔图、谷仓图、酿造图等，也体现出当地农业及其他多种经营的发展水平[28]。
除了来自内地的移民之外，戍守长城的军人往往也同时进行农耕生产。这就是《盐铁论・和亲》所谓“介胄而耕耘，Ii而候望”。
秦汉时代在北边长城地区的大规模屯垦，导致了当地生态条件的变化。
据《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北边长城地区原本草木茂盛，禽兽繁衍，匈奴以此为主要生存基地，看作“园囿”一般。秦汉经营北边，动员军屯与民屯，移民规模有时一次就数以十万计，一时“人民炽盛，牛马布野”。起初当地水土保持条件远较现今为好，山泉流量也很可观，因而司马迁曾经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述，新垦区“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然而过度的开发，可以导致原有生态条件的破坏，如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出现的汉代垦区后来衰落乃至废弃后，“逐渐沙化，而且愈往后风沙危害愈严重。”东汉初年，北边屯垦形势曾有反复，但是不久又出现城郭丘墟大多废毁的情形。有的学者经过对朔方郡垦区遗址的实地考察后指出，“随着社会秩序的破坏，汉族人口终于全部退却，广大地区之内，田野荒芜，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终于使大面积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沙漠的形成。”“现在这一带地方，已经完全是一片荒漠景象”，“绝大部分地区都已为流动的以及固定或半固定沙丘所覆盖。”个别地方，“沙山之高竟达50米左右。”[29]
史念海先生曾经分析说，西汉一代在鄂尔多斯高原所设的县多达二十多个，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一些未知确地的县。当时的县址，有一处今天已经在沙漠之中，有七处已经接近沙漠。“应当有理由说，在西汉初在这里设县时，还没有库布齐沙漠。至于毛乌素沙漠，暂置其南部不论，其北部若乌审旗和伊金霍旗在当时也应该是没有沙漠的。”土壤大面积沙化的情形各有其具体的原因，但是至少农林牧分布地区的演变也是一个促进的因素。除了可以防风防沙的森林被破坏，沙漠于是可以因风扩展而外，草原也有减低风蚀的作用，“可是草原的载畜量过高，也会促使草原的破坏。草原破坏，必然助长风蚀的力量，促成当地的沙化。”[30]
有的学者认为，过度的开垦，甚至也可以导致自然灾害的逐渐增加。“秦汉时期，由于大批的士兵、农民移入鄂尔多斯地区进行开垦，在一定范围内破坏了原始植被自然灾害增加，这个时期全内蒙古旱灾增加到27次，其中鄂尔多斯地区就有5次。[31]
对于河西居延边塞戍守和屯田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的学者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古代弱水沿岸有良好的森林植被，胡杨（又作梧桐）和红柳组成为森林的主体，它们都是极耐干旱的植物。汉时，在弱水两岸修筑了一系列的烽燧，在烽燧之外又修筑了塞墙，所谓居延塞是指这种军防体系而言。在这种军事工程的修建中，都要大量地使用木材。在城障中（如破城子）和烽燧中，至今仍可以发现木材的残存。因此，居延塞的修建，砍伐了大量的森林。”“额济纳河沿岸现在是戈壁沙漠景观。然而在薄薄的沙砾下面却是黄土层。在黄土层之下则是深厚的沙砾层。当地的主风向是西北风，全年平均风速为4.2米／秒，春季平均风速为4.8米／秒，年平均八级以上大风37次，持续52天，年平均沙暴日数21天。而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1.3毫米。年平均蒸发量3706毫米，蒸发量为降水量的90倍。在此情况下，黄土层一旦遭到破坏，地下的沙砾便在烈风的作用下飞扬移动。掘土方堆烽燧、建塞墙挖沟壕以及修筑城障等项活动，都要破坏黄土层，导致地下沙砾出露，被暴露出来的沙砾，顺西北风向东南移动，恰与额济纳河道呈垂直相交的状态。由于河东岸处于迎风坡，便具有沙障的作用，风沙在此产生涡流现象，纷纷下落堆积形成沙丘。日久天长，流沙的堆积越来越多，最后便在河的东岸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沙丘。”论者还指出，“额济纳河东岸沙丘的堆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汉代即已开始，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而增强。”[32]
这样的分析，具体地总结了长城沿线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因素。这一情形其实是带有普遍性的。以这样的思路认识“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33]，“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里，乘塞列隧”[34]的秦汉长城地区生态条件演变的共同形式和共同原因，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生态变迁与长城兴废
导致经济文化历史背景发生若干变化的生态因素，又称作生态因子，即影响生物的性态和分布的环境条件，大致可以区分为：1.气候条件，2.土壤条件，3.生物条件，4.地形条件，5.人为条件。
影响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形势的主要的生态因素，应当说大致以气候条件和人为条件为主。气候条件和人为条件的影响，有时也对土壤条件、生物条件和地形条件发生作用。
气候条件对于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显然是经济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条件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影响，也作用于政治景况、军事形势和民族关系。
历史上的生态条件是有所变化的。许多资料可以表明，秦汉时期的气候条件确实与现今不同，据竺可桢先生所绘“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秦及西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高1.5℃左右，东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低0.7℃左右。[35]平均气温上下摆动的幅度超过2℃。在两汉之际，曾经发生了由暖而寒的历史转变。[36]
与气候的变迁相应，两汉时期移民的方向有所变化。秦王朝与西汉王朝连年组织大规模的军队屯戍、移民实边，都为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向北传播提供了条件。在这一时期，新筑长城往往在旧有长城以北，如秦始皇长城就在秦昭襄王长城之外，二者之间即著名的“新秦中”垦区。“由于这个地区的土地在当时是十分肥沃的，其肥沃程度几乎可以和渭河下游相媲美。渭河下游当时为都城所在地，称为秦中。这个地区既然仿佛秦中，所以也就称为新秦中。”[37]我们有理由推测，当时不仅土壤条件适宜农耕的发展，气候等因素无疑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在秦始皇长城筑成之后，秦昭襄王长城的防卫作用显然已经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了。然而后来又发生秦始皇长城也失去效用的情形，匈奴人不仅入居秦始皇长城以南，甚至又入居秦昭襄王长城以南。正如史念海先生所指出的，“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受到汉朝的保护，而入居于西河美稷县。美稷县位于战国时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之内。由那时起，历秦及西汉，匈奴人殆无能超越过这条长城而向南徙居的。至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时才改变了这个局面。”[38]
东汉以后，农耕区的北界南移，比较《汉书・地理志下》与《续汉书・郡国志五》记录的北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19郡人口[39]，可知这一地区东汉人口较西汉减少了56.46％，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人口减少率17.52％，其中朔方郡人口骤减94.25％，是北边人口减少最典型的郡。[40]与这一地区汉族人口锐减形成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有匈奴“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北匈奴亦有被迫大批南归者，如：“章和元年，鲜卑人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41]长城沿线人口民族构成的变化，势必会对地区经济生活的形式有所影响。有的学者指出，在建武年间北边边民大规模南迁，有的边郡已经完全撤销之后，“汉朝的北界退至今北京西北、太行山中段、五台山、山西偏关、河曲一线”。[42]在这样的形式下，战国至于西汉经营的北边长城在这一区段的作用自然可想而知。
民族迁移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动荡与文化演变，有十分复杂的因素，气候环境的变化或许只是诸多因素之一。然而《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国人多不安”，执政贵族遂有“降汉”之志。《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匈奴大虚弱”，“兹欲乡和亲”。《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者诣渔阳求和亲。”匈奴往往于“秋，马肥”时则校阅兵力，有“攻战”之志[43]，而汉军“卫护”内附之南匈奴单于，亦“冬屯夏罢”[44]，也都告诉我们，考察机动性甚强的草原游牧族的活动，不能忽视气候因素的作用。
匈奴内附和边民南迁，都使得长城的功用有所销减。
《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宣帝地节年间曾经废止阴山以外长城的防务[45]：“是时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施行这一军事举措的直接原因，竟然是匈奴因遭遇气候突变而国力大减：“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弱，诸国b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取当，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有的学者否定长城是“农业平原与游牧草原”的分界的说法，指出“北方各民族人民的迁徙流动，从未受到长城的阻碍”，以及“古代北方许多民族的文化分布都是地跨长城内外的”这一历史事实。这一论点，是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根据的。由于塞外部族留居塞下，臣服中央政权，长城的军事作用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有的学者指出，“自汉武帝以后，阴山以外的长城一直是汉朝军队驻守的地方。到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款塞入朝，迎娶王昭君，约定和亲友好，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并‘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汉中央王朝才从这里撤退大军”，于是，“作为军事工程的长城沿线，变成了南北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枢纽地带。”[46]
在有的地方，战国至秦代的长城竟然在后世长城“以北千里之遥”[47]，“以北千里之外”。这一情形，也体现了这种历史变化。于是有学者认为，“中国北部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和汉民族经常接触，频繁交往，共同开发我国北方和东北这块广阔的领土，也从来没有受到过长城的限制。”[48]有的地方在长城内发现古代匈奴族的遗物，有的学者也认为可以说明“长城内外，匈（匈奴）汉杂居，他们之间互通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并不以长城为界”。[49]
所谓“并不以长城为界”，所谓“从未受到长城的阻碍”，所谓“从来没有受到过长城的限制”等，是在特定条件下针对某种外国历史文化观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说法。然而这种论点，也大体符合历代长城作为空间存在，在一定的时间环境中作用有所不同的事实。而我们在分析导致这一现象的诸因素时，显然不应当忽视生态条件的影响。
[1]参看中国牧区畜牧气候区划科研协作组：《中国牧区畜牧气候》，气象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6页至第7页。
[2]王敏瑚：《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3]《史记・五帝本纪》：“西至于流沙。”《夏本纪》：“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秦始皇本纪》：“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乐书》：“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司马相如《大人赋》：“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
[4]《盐铁论・备胡》，《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
[5]《汉书・李陵传》，《陈汤传》，《匈奴列传下》，又《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6]《盐铁论・通有》。
[7]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5页至第66页。
[8]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5月版，第461页。
[9]参看任美锷等：《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79年7月版，第55页图12；席承藩等：《中国自然区划概要》，科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74页；《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60页。
[10]参看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至第498页；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
[11]《史记・韩长孺列传》。
[12]《史记・匈奴列传》。
[13]《汉书・景帝纪》记载，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58），“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颜师古注：“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师古曰：‘武泉，云中之县也。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
[14]参看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修订版），农业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70页。
[15]李孝聪：《秦始皇长城》，《长城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6页。
[16]《文选》卷三。
[17]据《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汉书・晁错传》。
[18]《史记・货殖列传》：“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19]《史记・平准书》：“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
[20]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2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21]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3期。
[22]“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或断作“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23]《史记・平准书》。
[24]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1期。
[25]《锸ぶ书》。
[26]如简73.30。
[27]如简148.47，273.14，273.24，275.19，275.23，543.3，557.3，557.5A，557.5B。
[28]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9]侯仁之、俞伟超、李宝田：《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治沙研究》第7号，科学出版社1965年11月；侯仁之：《我国西北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30]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9至103页。
[31]王尚义：《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农牧业的交替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32]景爱：《额济纳河下游环境变迁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1期。
[33]《史记・蒙恬列传》。
[34]《汉书・赵充国传》。
[3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至第498页。
[36]参看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
[37]史念海：《新秦中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2页至第138页。
[38]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92页。
[39]其中酒泉郡《续汉书・郡国志五》只有户数12706，不记口数。以《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全国产户均口数5.068核算，估定其口数为64194。
[40] 19郡中仅渔阳郡人口有所增加。而《续汉书・郡国志五》雁门郡口数249000，显然是估算结果。辽东、辽西两郡口数完全相同，均为81714，亦颇可疑。由此可知人口最多的渔阳郡口数435740，其可信性也是难以确定的。
[41]《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2]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56页。
[43]《史记・匈奴列传》。
[44]《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45]《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习边事”之郎中侯应答汉元帝问：“北边塞至|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又说到“前以罢边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曰鸲已”情形。
[46]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5期。
[47]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址》，《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9页。
[48]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址调查报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19页。
[49]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5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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