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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纺织业是较早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行业之一。十七世纪，英国毛织业中就出现了放纱的包买商；十八世纪后期，日本棉织业中也有了商人放机收布。我国自明代起，棉布即逐步取代麻、丝，成为人民最重要的衣被；清中叶，已有每年约三亿匹(按标准土布每匹3.633方码计)商品布的市场，并出口国外。但是，它基本上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方式，二十世纪初，有了机制棉纱以后，才出现放纱收布和放机收布的包买商，1930年以后才推广。
在封建社会，纺织业是关系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手工业。手工棉纺织的上述情况，是明清以来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迟缓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它使得整个资本主义萌芽黯然失色。耕织结合或“男耕妇织”又是我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近年来学术界讨论我国封建经济的长期延续，都把封建生产结构、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作为基本因素之一。因此，手工棉纺织业长期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也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一个原因。
我国手工棉纺织工业的这种情况，是多种社会条件造成的。本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原则，本文打算从手工棉纺织本身，即其生产结构和生产效率上作若干探讨。
一 以布(或纱)易棉
我国手工棉纺织中，早有以布(或纱)易棉事，兹举六例。
（1）明中叶，华亭：“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96松江风俗考)
（2）明后期，嘉善：“地产木棉花甚少，……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乾隆《浙江通志》卷102据明万历《嘉善县志》引《涌憧小品》，按今《涌憧小品》无此文)
（3）乾隆，平湖：“妇女燃脂夜作，成纱线及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乾隆《平湖县志》卷1)
（4）乾隆，无锡：“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布有三等：一以三丈为匹长头，一以二丈为匹曰短头，皆以换花。一以二丈四尺为匹曰放长，则以易米及钱。坐贾收之。”(黄印：《锡金识小录》卷1)
（5）乾隆，无锡：“余族人名昆者，……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邻居有女子，……常以布来换棉花”(钱永：《履园丛话》卷23)。
（6）嘉庆，乌程：“去南浔〔镇〕之东百里而遥，……宜木棉，……市(指南浔)之贾俟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积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共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施国祈：《吉贝居暇唱自序》载周庆云《南浔志》卷32)
上六例皆在江、浙布产区，但嘉善“产木棉花甚少”，无锡“不种草棉”，平湖是用邻省太仓州棉花，南浔是用“东百里而遥”的棉花。这些地方纺织发达，而都是商人从外地运棉来，故流行布棉交换。唯有例(1)华亭，属松江府，松江是产棉区。此则是明中叶记事，约出正德华亭志，后五府地方志都照录，今人广引以为清代史料。我们的见清代松江记载，皆属“售布于秋”，“其贱如泥”，以及牙行、商人杀庄，桠派低钱、使用小钱等货币交易。这时，江南而外，华北、湖北已有十来个商品布产区，大都在产棉区，尚未得以布易棉记载。若贵州安顺府，商人“暗将黄色烂花熏成白色诓哄”，“妇女以纺纱易之，折耗最多”(咸丰《安顺府志》卷45)；显然亦是在非产棉地，此类情况不多。至于数量巨大的农家自用布，自是不能易出。所以，全国看来，易棉之事只占极小比重。
“以棉易布 ”即商人以原料换成品，是商人支配小生产者的一种形式。但上述各例并非“以棉易布”，而是通称“以布易棉”，这是有区别的。纺织户无论城乡，都无力储存原料，甚至要天天买棉和米。如例(4)说“换花”，又“易米及钱”，他处并称“贸易钱米”(乾隆《嘉定县志》卷3)，’多织粗布 以易栗”(乾隆《宝坻县志》卷7)，易棉、易米、易粟都是说他们是为买而卖的小生产者，“易”是交易的意思，不是商人包买。例(6)说：“计日成匹，旋以易棉，……〔商人〕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故所谓易棉，仍是按当时行情作价，不过免去银钱找换而已。
商人支配小生产者，不仅用原料换成品，还必须能垄断原料供应，割断生产者与市场的联系。上述各例并无此种迹象。如嘉善，花商“列肆”，非只一家。无锡，“市镇间布庄连比，皆预贸易木棉为本，……亦有以冬春客i为易者，然必兼棉”，即兼用棉、米来换布。其产布最多的安镇市，“市店多花庄、米铺，……一晨或得布万匹云。”(乾隆《无锡县志》卷11)就是说，有众多的布商、粮商开店收布，显然与织布户并无固定关系，而是织户自由易棉或米。例(6)南浔镇，产棉区在镇东百里，商人原是容易垄断的。但镇上的布店仍是“以钱贸于东之人”，即向镇东的人买来棉花，又有“西之人赍钱来”向布店买布，所以他们向织户收布时也必须“以时〔价〕估之”。
设若商人以原料向小生产者换成品，又能垄断原料供应，他就是包买商吗?还不一定。
二 什么是包买商?
包买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即马克思在《关于商人资本的史的考察》中所说“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有两条途径”中的第二条途径，即“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这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说的包买主略有不同。列宁说，由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大宗整批销售相矛盾，小生产者“由少数富裕者的代表独揽销售”，就出现了包买主。所以“包买主是商业资本的代表”。他以花边业中的女商人为例，她们代表莫斯科的大批发商，独揽了小生产者的销售，并向小生产者代料、放款、收货。“不管打听过多少次，情况都是如此，所有的女商人从前都是编织花边的”(《列宁全集》第3卷第321、32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中)所说的包买商，则不是商业资本的代表，而是商业资本本身，他们也不是从小生产者中分化出来的，而自始就是个商人。马、恩是用“Verleger”，原意为出版发行人，郭大力译“发货人”，今本译“包买商”。列宁是用“ckynm Hka”，原意为收货人，英文本译“buyer-up”，本文本译“包买主”。
我们在考察是国资本主义萌芽时，如在丝织业、佛山制钉业中所见，都是马、恩所说这种类型的包买商。
这种包买商是“商业资本家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因此，包买商就成了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当然，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以便购买纱等物品并让它们留在织工手里，直到织成织物为止。”(《资本论》第3卷第1025页)这就是包买商、特别是纺织品包买商的定义。
用这个定义来看，前述“以布易棉”诸例是不能成为包买商的。小生产者手里的原料是他们用布换来的，是付了代价的，不是商人“留在织工手里”的垫支资本。因而，商人所换来的，是织户的产品，而不是他们的劳动力。商人在这一交易中所得到的仍然是商业利润，不具有剩余价值性质。
进一步说，即使是商人“放棉收布”，即把棉花货放给织户，有了垫支资本，他是否即成为包买商，还是不肯定的。因为这和通常商人预买制中的实物贷放(货放种子、肥料以至口粮等)一样，不包含割断市场联系的必然性。这种货放和“买青苗”一样，商人多得属于高利贷利息的性质。如果都视同包买商，那么我国成亿农民都进入资本主义劳动了。如前所说，商品布的产区大都在棉产区，农家自植棉，也互相进行棉粮调剂，商人不能垄断。即使用商品棉的，如无锡，也是花庄林立。我以为，在纺织业中，包买商的出现一般要从“放纱收布”或“放机收布”开始。事实上，前述西欧和日本纺织业的包买商或包买主，也都是放纱和放机(放机大都兼放纱)。
三 纺和织的分离
放纱、放机的前提是纺和织的分离。这是一种社会分工，它“把产品制成真正消费品的各个操作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一个个同农业分离”，形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列宁全集》第3卷第17、46页)我国丝织业的发展就是这样。明代已有大量的独立机户，成为“专门的工业部门”，并集中苏、杭、盛泽等城镇，与农业分离，形成丝和丝织品平行的市场。在丝织中，又逐渐分离出车经户、络纬户，以至专门的牵经接头、结综掐泛、上花等行业。清代绸缎商的“帐房”，就是用放丝的方式，将这些专业小生产者组织起来，成为规模颇大、并主要采取发工资形式的包买商。
棉纺织中，也有单从事纺纱、卖纱的记载，就我所见不下十例。
（1）明中叶，华亭：里媪抱纱易棉，已见前。
（2）明中叶，金山卫：“妇善绩麻为网，织棉布粗不及松人，无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二)
（3）明，顾竹枝词：“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康熙《松江府志》卷五)
（4）明后期，嘉善：“究民无本，不能成布，日卖纱数两以给食。”(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二引万历《嘉善县志》)
（5）乾隆，上海：“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褚华：《木棉谱》)。
（6）乾隆，上海：“棉纱成，……卷之成饼，列肆卖之，名木经团。”(褚华：《木棉》)
（7）嘉定，嘉庆十年水灾，“赈钱每户得钱数百文，买棉纺纱，以纱易钱，一钱可得钱半之用。”(光绪《嘉定县志》卷五)
（8）道光，巨野：“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道光《巨野县志》卷二十三)
（9）同治，恩施：“乡城皆善纺绩，……惟不善织，村市皆有机坊，布皆机匠织之。”(同治《施南府志》卷十)
（10）咸丰，安顺：妇女纺纱易棉，见前。
（11）清后期，上海：寡妇王张氏“每日纺纱十二两，……能得五十文”(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附录)。
这是不是纺和织分离呢?
上十一例，大部分是由于贫穷无本，或寡妇、里媪没有协作的劳动力，就只能纺纱。织布需有一定的设备和周转资金，而纺纱则一人一车，“数两”“斤许”即可出卖，以救眉急。例(3)因官租催科，例(7)用赈钱纺纱，以及(10)贵州之例，也属此类。例(9)湖北，因妇女“不善织”而将纱交机房。机房，以及下面例(2)河南之机户，值得注意。看来已有纺和织分离的迹象，但此两例代表性不大。老的商品布产区若苏松，大约没有“不善织”的；其例(2)金山卫虽在松江府，但系渔民，例外。此外，尚有例(6)上海列肆卖木经团，最足重视。木经团是用恻浆法制的经线，讲求坚实光匀，用以织紧密之布。上海已出现这个小小的专业。但乾隆后末见记述，似无发展，是不能和丝织业中湖州农村中的摇经户或城市中的车户相比的。
专业化分工能提高生产力，但它又受各工序生产效率和和结构的制约。从生产者来说，专业化必须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能比又纺又织获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没有人愿干，即使被迫去干(如贫穷无本)，也不会推广。
四 纺和织的经济效益
这方面很少文献，我仅见三事。
（1）道光，大荔：“贫家妇女贷棉二斤，纺之可得线三十两，织之可成布三丈余。以所成之布易棉四斤，除还所贷之二斤外，是赢棉二斤矣。”(道光《大荔县志》卷六)
（2）乾隆，孟县：“棉花货用据常面论，每钱百文买到子花，必须二人昼夜疲瘃，乃可成线。除花价外，仅可得钱三四十文。及机户成布货市，除花线价外，每匹获利不足百文，且一日之内尚不能成此一布。”(乾隆《孟县志》卷四上)
（3）康熙，青浦：“乡俗棉三斤织布一匹。议富户令出棉，计四斤棉，三以为布，一斤供织工。…布成售之，……以三之一偿富户布本，而以其赢之二偿官。”(光绪《青浦县志》卷十四述康熙事)
例(1)述陕西事，二斤棉得布三丈余，大约指狭幅不布。售布所得为棉本的二倍，即总收益为百分之百，但不知纺与织的收益比率如何。
例(2)河北孟县是个新兴起的商品布产区，从所述看，每匹布价约230文，当是标布之属，较前例有代表性。按此例，从棉到布，总收益率亦为百分之百。其中，纺纱需三个以上的工作日(二人昼夜疲瘃)，其收益(增加价值)为三四十文，合原棉成本(100文)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织布(一个多工作日)的收益约百文，合纱的成本(130-140文)的百分之七十一到七十七。每一工作日，纺纱收益10文，而织布可收益100文，相差太悬殊了。
例(3)青浦(今属上海)在纺织中心，所述为标布或稀布 ，惟为康熙事，时间较早。我们可设棉花价格为每斤P文，布价每匹为X文，则依该列所示：
X=4P X=12P
即一匹布合12斤棉，收益率达百分之三百。这是因为康熙时布棉差价很大，据叶梦珠《阅世篇》所记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上海棉价，平均每斤为0.0268两，而布价每匹为0.2-0.3两，即布一匹合约合棉10斤。比例尚给一启示，即从棉到布，劳动者的工食所需亦为P，即一斤棉的价值。而此项劳动，依前例，是约四分之三用于纺纱，四分之一用织布 (按劳动时间计)。故总收益率愈大，纺纱与织布收益之间的悬殊也就愈大。
总之，农户的收益主要来自织布，若单从事纺纱，只能补偿工食。所以，农民不能放弃织布，纺和织也就不能分离。前述单纺纱卖纱之例，都另有原因。事实上，农家都是利用老弱劳动力来纺纱，附庸于织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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