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文”的标准刍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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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标准与其他标准一样，都存在一个刚性与柔性的矛盾问题。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其刚性的一面，教训是深刻的，如《异读词审音表》难以深人群众，群众对学习普通话望而生畏、信心不足，连播音员都经常读错字音等。作为一种标准语而让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确是令人伤心的。如果适当强调一下语音标准的柔性，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默许某些音混现象的存在，使一字多读的范围适当放宽，让多数国人感觉到自己离普通话不太遥远，也许是加快推普进度的值得探索的道路。
1.6字义标准问题
要确立标准的印刷体字形，还必须配备一套字典，将标准字的字义确定下来，否则，在不同方言区、不同人笔下，同一个字有不同用法和意义，也就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书同文”。因此，字义问题也是确立标准字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两岸虽然都有各自的几部权威性辞典，但用作“书同文”的标准恐怕都不太理想。若要编一部“书同文”辞典，势必牵扯到更多的问题，需要做很多事情。
2关于“书同文”的“文”
关于“书同文”的“文”，是否专指汉字呢？我们认为是不能专指汉字的。汉字作为汉语的主要书写工具，自然不能排除在“文”的行列，并且应当给以首要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不仅仅是汉字一种，汉语拼音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等，也都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且同样存在能否“书同文”的问题。就是说，在强调汉字“书同文”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汉语拼音、数字和标点符号等的“书同文”问题。汉字的“书同”问题要研究，汉语拼音等其他符号体系的“书同”问题也要研究。下面着重谈谈汉语拼音的“书同”问题。
汉字在表记汉语的意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表记汉语的语音方面却往往力不从心，如记写拟声词、音义外来词时的蹩脚表现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辅助作用，强化汉语拼音的副文字地位，既是汉语发展的要求，也是对汉字功能的完善性补充，是非常必要的。正如胡百华先生所说，“汉字的发展要有所突破，必须要能兼容纯粹表音、即能配合汉字共同使用的‘音符’；这样汉语人才有机会去习惯并能娴熟地运用普通话的声母、韵母以及可采用的全部音节；换句话说，汉文字必须拥有客观表音的各式符号，也就是大家渔具齐备，便不用靠‘浑水摸鱼’过日子了。”（胡百华，1999）目前，要实现汉语拼音系统的“书同文”，需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2.1“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
鉴于内地的“拼音方案”的 “国际标准”地位已经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台湾已经决定从1999年9月份开始，推行经过改进的内陆拼音方案。这对于汉语拼音的“书同文”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它标志着两岸“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已基本解决。尽管如此，由于“拼音方案”仍然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无法成为拼音文字，因而如何找到一种更接近拼音文字的“拼音方案”，仍需要继续研究。
当然，其他思路也是可以考虑的，如采用“注音字母”或“国际音标”等。“注音字母”比“罗马字母”（即用罗马字母书写的国际音标或汉语拼音）更接近汉字，对保持文面的美观一致有好处，但却与国际文字相去甚远，不利于国际流通；“罗马字母”虽然便于国际流通，但却与汉字格格不入，若大比率使用（如音译外来词、拟声词的汉拼化等），很容易造成文面上的参差不齐，影响版面的美观性。
2.2“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问题
在确定了标准的“拼音方案”后，还应界定“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我们认为，借确立“书同文”标准之际，适当扩大“拼音方案”的作用，如拼写音译外来词和拟声词等，并以“书同文”标准的形式肯定下来，不仅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随着英语文化等外族文化的渗透，汉语中外文符号逐渐增多起来，人们对读写外文字母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播音员也经常把“汉语拼音”当作英文字母来读，这种语言渗透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如果我们确定了用“汉语拼音”书写外来词汇的原则，让大家有所遵循的话，就可遏止这种汉语书写外语化的潮流，并最终实现外来词汇汉语化的目标。
另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音译外来术语的大量涌进，一种术语多种译法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大大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例如同一个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汉语中则有“里奇”、“利奇”两种译名；同一个社会学家Durkheim, Emile，在汉语中则成了“涂尔干・埃米尔”，“迪尔克姆”、“ 迪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凯姆”等5个人；同是瑞典人，同姓Bergman，化学家T. O. Bergman按译名规范译为“伯格曼”，作家H.F.E. Bergman，却因要按习惯译成“贝里曼”。（陆嘉琦：1998）这些现象都与汉字的示音能力低下有关。如果用拼音书写外来词语，就能避免“同音异字”的问题，如果同时也解决了汉语拼音字母同国际音标的对应问题，“同名译异”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在这方面，刘涌泉先生等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我们可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好其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为音译外来词语汉拼化的最终实现做好理论准备。
如果说用“汉语拼音”书写音译外来词语有利于对外学术交流的话，那么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主要是为了改变拟声词书写混乱的局面。如“哐啷”、“桄榔”，“汲汲呱呱”、“嘀嘀咕咕”，“叽叽嚓嚓”、“唧唧喳喳”、“叽叽喳喳”等，同一声音不同书写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果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不仅可以解决书写混乱问题，而且可以省去记忆那些专用来书写拟声词的汉字，如“叽”等。从汉语信息化处理的角度说，将拟声词拼音化，对分词处理将大有好处。当然如果将所有虚词都拼音化，则会更有利于汉语的信息化处理。由于拟声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是纯粹的声音符号，又基本不存在拼不出的音节，因此，也许比音译外来词更容易实现其书写形式的汉拼化。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就经常使用拼音字母书写拟声词。尽管如此，能否全部推开，能否带来某些意外的麻烦等，仍需要认真研究。
3结语
综上所述，就建立“书同文”的标准来说，上述诸问题不仅都是需要首先予以解决的，而且都是必须经过认真研究、广泛讨论才能得出答案的，因此，本文只是从总体上把问题提了出来，并未作展开性论述，况且，这些问题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在解决某问题时，必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所以，由大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分头来做比较合适，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恐怕是办不到的。
    作者：冯寿忠

参考文献
周有光《向信息化时代迈进》（《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14-19，语文出版社，1996
刘涌泉《语言规划和中文信息处理》（《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语文出版社，1996）
孔宪忠《五骂祖宗：可怜的汉语语音》（《语文建设通讯》第56期，16-24，1998.7）
罗维明《关于汉字异读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姚德怀《“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陆嘉琦《关于外国人名、地名翻译的思考》（《语文建设通讯》第58期，35-38，1998.12）
周有光《关于“大众普通话”问题》（《语文建设通讯》第59期，1-4，1999.4）
胡百华《普通话“音混症”初探》（《语文建设通讯》第59期，6-11，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