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曼《北行漫记》：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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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党所组织的抗日根据地的性质与范围，没有最低限度的知识，是不能对于中国的政治与军事情势，有明白了解的观念的。不过，第一，把握这一事实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日本人的占领中国领土，在其安全的充分上，任何一方面，是不能和纳粹占领的欧洲好多部分相比拟的。不问什么地方，中国人一经组织起来，他们就积极地或消极地抵抗。在延安最引我注意的，就是这种组织的意志。当一旦抵抗业已组织成功的时候，中国广大的区域，就成为对于日本人的一 个难以容受的问题。
因此，日本鬼子所谓“被占领的华北”，大致可以分析成下列的几种地带：（一）实际上被占领的区域――那些在日本据点内步枪射程所及的区域，这些据点，在华北人口稠密的部分内，是建筑于一个或两三个村庄之中。（二）抗日根据地――完全在中国人民控制下的区域，有着他们的民选政府。这些区域，在它里面，八路军的正规军有着他们的流动的中心，只有日本鬼子，在他们定期的扫荡战，或当他们和八路军及其协助的组织交战的时候，才被强制进入的。（三）在上述第一和第二地带间的无人地带――这是真正的游击区。
在华中的抗日根据地和华北的那些根据地相同，这些根据地里面，晋察冀是典型的。我们因此可以认为华中根据地，在总的方面，是和新四军的故事有着关系的。
自从它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创始，有了一万二千名过去的游击队以后，新四军已经发展到超过十八万受过训练与穿着制服的正规军，扩张他们的保护势力，几及他们的在活动的华中区六千万人当中的三千万人。在它存在的六年中，这个军队已经打过了一万七千五百次以上的仗，曾经抵抗过敌人所发动的一百二十次的大的扫荡战，死伤了二十四万以上和俘虏了三万四千以上日伪军。它的虏获品包括十二万四千支步枪及小兵器，二千六百挺的机关枪，和一百尊大炮。损失的数量，军官与士兵的死亡者共达四万五千人，受伤者共达六万五千人。
不过根据重庆的说法，新四军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就早不存在了。那时究竟发生怎样的事完全不清楚。共产党说新四军从中央政府最高军事当局接到命令调防江北。
他们坚持地说，他们是在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命令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一万新四军被杀或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监禁，至今仍未释放。当新四军被官方解散的时候，它的残存的分子到延安请示。从它的队伍中，选出了一个人代理军长，他仿照八路军的规模改组了新四军，他们继续在后方既抵抗日本军，又抵抗中央军。
这儿是一节蒋委员长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
“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
“大家看过圣经新约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条，训勉一 般人，对于罪人，须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的罪过，而现在新四军的罪过，早已超过了七十个七次以上。我们就以耶稣的宽大为怀对于这种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军队，也决不能再隐忍，再饶恕，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犯罪，就是我们贻害国家、要成为千古罪人了。……”对于这一切――“都是胡话！”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说当我和他谈话的时候。“唔，这简单赤裸裸的事实，证明相反的是对的。谁打谁呢？谁杀谁呢？我们的人数既相形见绌，我们怎样敢进攻――听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证明足以消灭由我们的军长率领我们的一万最好的战士呢？胡话！”
这时陈毅将军刚来到延安，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月。他曾长途旅行，借道山东与太行山，越过几十道日本人的封锁线。
他是一个肥胖的不整洁的一类人，年纪在四十初。生于靠近成都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他在故乡四川的一个高级工业学校读化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赴法国留学，他在巴黎与里昂待了三年，准备进格雷诺贝尔的电力工程学校。当他听到北京政府与法国政府谈判一笔以西南的铁路建筑独占为交换条件的大借款的时候，他和一群中国学生结合起来提出抗议。在一次激烈的演说中，他责难这一由秘密条约所得来的借款是被北京用作镇压广东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之用的。由于这一次演说的结果，他被法国勒令出境。
他告诉我说：“这次事件对于我的一生有决定的影响。我从此明白，政府如一直在腐败当中，在工程上求进步与努力是没有用的。”
一九二一年，他回到四川，创办《新学报》于重庆。经过两年的时间，他想借他的报纸来促成社会改革，但他毫不能影响当地的军阀。因此，他到北京去，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也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不久以后，他到广州去参加北伐。
当胜利的革命军抵达汉口后，他变为新设立的军事学校的教授。为获得四川军阀的拥护，蒋委员长派他到重庆和成都去充任特别代表：他从这次出使回来后，发现国民党一九二七 年的清党运动正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带了他的几千个左翼的学生，他逃到南昌，加入了红军，为它的生存而作战。但当红军在一九三四年从江西开始长征的时候，陈毅接奉命令和一个自愿军的细胞组织留下来，以便和地方保持某种接触及组织游击队。
自然，继续维持共产党所倡始的土地与社会改革，是不可能的，除开在国民党“清党”努力难以深入而不大有充分力量摧毁游击队的山区以外。陈毅停留下来，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并不是被驱逐出了他们在江西的根据地，也不是故意放弃那儿的人民：“共产党与红军为了国内和平，为了遭遇日本侵略的威胁日在增加的原故，自愿放弃它的在江西的根据地。”
一九三七年日本进犯开始后，对陈毅及其山中游击队的压力，由于讨伐的国民党军队调开至华北作战而减轻。陈毅和他的下属的将领，要求参加国民党对日作战。经过了冗长的谈判，成立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几万个分散于华中八省的游击队员当中，只选出了一万二千人，成立新四军。
这些人被命令着在江苏沿长江的上海南京区集中。政府也同时――据陈毅说――允许对华中红军根据地的区域内的土地问题，加以解决，让共产党党员参加地方政府，并予抗日的新四军以给养。
“国民党不履行这一切允许的条件，”陈毅肯定地说：“我们的答允对日作战，是纯粹出于自愿的；我们可以很便当地留在我们的根据地上，无限期地坚守它，防止一切到来的人们进入。”
在他们开入沿长江一带时，新四军被挑选出来的分子，不准开入城市。虽然，却有无数的人出来，要求加入新四军――据陈毅说，新四军很容易招募到十万人；但他们却被严格地禁止增加他们的人数。看来，政府似不要他们赶紧开赴长江前线的，因为，虽则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们到了南昌，在那儿设立了总部，可是到了那年七八月后，他们最后才达到长江沿岸的上海――芜湖――南京区。在军队中有八千人从南方来，另一部被指定的四千人，则于六月中抵达芜湖对面的长江北岸。
“不过在这期间，国民党的军队实际上已放弃了这一区域，”陈毅接着说，“各县为盗匪及伪军所蹂躏，后者控制了地方政府与人民。我们的制服是茶褐色布做的――很象日本人的制服――人民，误认我们是敌人，手中拿着日本旗走出来，跪在我们面前。他们晓得我们不是日本人后，非常高兴。
“我们立即开始打日本人，伪军，与地方盗匪。到了这一 年的年底，我们的兵力已增加到三万人――这一扩充，完全由于我们成功的游击战，在汉口陷落后，日本人对一切中国军队，日感觉轻视，他们不大注意我们。因此我们发现很容易对他们加以出其不意的袭击，有时在计划周密的伏击中，扑灭了全连的日本鬼子。人民看到我们的成功，很愿参加我们的军队。他们特别高兴的是发现我们的军队纪律甚佳。我们的军队严禁没有得到人民的允许拿他们的任何东西。在进军时，我们总抱了这样的主张，首先把事件和村庄上的父老讨论一下，然后才把我们的士兵住在人民的家中过夜。住夜的地方，在我们离开前，小心地打扫清洁与把一切东西照原状收拾整齐。
“那末好多人请求参加我们的队伍，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欢迎一切要打日本人的人。我们用从敌人取来的武器，武装人民，训练他们成为人民自卫团。
“当我们的兵力在人数上增加的时候，我们发现，把我们限制于最高军事当局所指令的我们的活动的南京附近的狭小区域内，愈过而愈困难。同时，日本鬼子开始严厉注意我们，指挥实力雄厚的部队进攻我们大集中的兵力。因此我们发觉把我们军力分散，与渗入到日军战线后面，实有必要。那末，这一点也许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和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间摩擦之点，他们坚持我们须继续集中于指定的区域――一个显然易为敌军攻破的目标。”
约在这个时候，陈毅说，国民党军队中有大量的人数投降于日本人。在这些军队，有戴笠指挥下的忠义救国军，这些人活动于上海南京区，直接受袁佐佩的指挥。这军队的一 部分立即参加了驻在城市中的伪军；其余的人则驻在城外的村庄中。
“用这种分散兵力的方法，他们能够玩着两面的把戏，并且可以安闲度日不必作战，”陈毅攻击他们说。“同时，我们新四军则被命令着每十天中至少作一次战。但不问什么时候，我们进攻城市中的伪军，戴笠就咕哝着说，‘你们打我的军队’。”
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后，随着汉奸汪精卫傀儡政府的建立，在何应钦指挥之下的戴笠部队五万人投降到日本鬼子方面去，在一九四一年，另有在李长江指挥下的五万人降敌，因此我们新四军又必须对这些人作战。由于这些新投降的伪军十分熟悉地形，我们在打他们时，遇到更多的困难。”
虽然有这些情形，新四军继续增加与扩大它的影响与军事活动。接着在皖南事变以后，中央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在延安开会，派遣陈毅代替叶挺为新四军的军长。共产党决议，新四军是置于延安的朱德的最高军事总部直接指挥之下。
在打新四军的战争中，日本人曾用对八路军作战的各种方法来对付新四军。他们的扫荡战惯常在收获的时期后举行，那时谷物已经收割，在平原上，新四军很少或没有掩藏的东西。“清乡”运动目的就在铲除新四军，使他们不能移动。日本鬼子说他们的扫荡运动是象梳头发，而“清乡”则象剃头发。
“反之，我们感觉象竞技者在一个永不会完毕的比赛中一 样，”陈毅说。“因为我们没有后方根据地来供给我们作战的必要物资，我们总得自动地找寻出敌人的弱点，以便进攻这些弱点，求得武器与给养。在战争中，我们大部分是在夜间进行，利用刺刀与手榴弹，因为我们的武器是较差，我们的子弹是极端稀少。我们也用宣传、传单、喊话运动，及优待俘虏，来对敌作战。”
在随同新四军的游击队在这样的大城市如上海、南京、汉口等城区范围以外活动时，正规军是驻扎于平均一天可开到的地带以内。他们保有的区城，直到离上海以北六十英里左右的沿江的地区，离南京二十英里的地区，与离汉口三十英里的地区。
“当反攻到来的时候，”陈毅说，“我们将充前锋，恢复华中这三个最重要的城市。”他自然不是说这可由新四军单独完成。“我们所能尽的最大任务――就我们缺乏武器与设备方面讲――是继续和敌人争持下去。把他一举而驱逐出去，我们需要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队，及我们盟友的陆海空军的全力合作。”（选自哈文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