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凤凰网 另外，在关于刑罚的宽严和时间上，汉王朝根据经学强调，用刑还必须同阴阳五行和四季变化等相符合。《盐铁论・绍圣》载文学曰:“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又《白虎通・五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条三千者，应天地人情也。”如建始元年，因祖庙火灾和出现彗星，成帝便引《书》下诏说:“《书》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群公孜孜，帅先百寮，辅朕不逮。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汉书・成帝纪》）又建武五年，因旱、蝗频发，光武帝亦明确提出并规定:
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至于应时诛罚，史载诸葛丰被元帝所降职，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司隶校尉“丰以春夏M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丰为城门校尉”（《汉书・诸葛丰传》）。哀帝之赦免刘立，也是如此。《汉书・文三王传》记载，成帝时，梁王刘立与其妹淫乱，并杀、伤八人，“哀帝建平中，立复杀人”，遣廷尉、大鸿胪执节讯。哀帝虽斥责“与背畔亡异”，亦仍以冬月已尽，“其春大赦”而不治。至明帝时，凡重刑不于春、夏、秋季执行即成为定制。所谓“永平旧典，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论，所以重人命也”（《后汉书・襄楷传》。按:关于应时诛罚，由于其独特而鲜明的司法形式和内容，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例如对“秋冬行刑”问题，美国学者D・布迪、C・莫里斯便饶有兴致地进行了研究，并认为这是一种法律“自然化”的表现。详请参看《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33页）。
除了以上所说，《周礼》所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三宥”（弗识、过失、遗忘）、“三赦”（幼弱、老g、蠢愚）等，在汉代也都有一定的影响。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便把这些规定完全照抄下来。以“八议”为例，自武帝之后，关于贵族、官吏的优待法令越来越多。甚至有些王侯犯了杀人罪、乱伦罪和通奸罪等，往往都可以宽免。如前引江都王刘建，所行淫乱可以说骇人听闻，但在没有试图谋反前，虽然其弟曾予告发，廷尉亦不予治罪。乐成王刘苌“骄淫不法”，安帝以“八议”仅把他贬爵为侯，也是一例。《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载安帝诏曰:
苌有t其面，……乃敢擅损牺牲，不备芬。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出入颠覆，风淫于家，聘取人妻，馈遗婢妾。殴击吏人，专己凶暴。衍罪莫大，甚可耻也。朕览八辟之议，不忍致之于理。其贬苌爵为临湖侯。
至于普通官吏，在武帝之后也增加了许多“请”和减免的规定。如高祖时“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汉书・高帝纪下》），还规定“请”的范围须在“耐”罪以上。至宣帝时，便已取消了这一限制――“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汉书・宣帝纪》）到东汉光武帝时，则更加放宽，甚至规定“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这显然是“议贵”思想的进一步体现。另据《汉书・刑法志》记载，自景帝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又宣帝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成帝亦规定，“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平帝还明确规定，“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汉书・平帝纪》）。说明其“三宥”、“三赦”的思想亦有较大的影响。
总之，随着以经治国的推行，礼法结合的精神在汉代法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谓“汉律正多古意，……尚得三代先王之遗意也”（[清]沈家本:《汉律摭遗・自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就是对于它的概括总结。
四、对汉代引礼入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汉代以经治国之所以能对法律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是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的。从表面上看，这是汉王朝指导思想的转变在法律中的必然反映，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它也确实存在着接受这种影响的可能性。
第一，汉代经学是一种兼收并蓄、“霸王道杂之”的儒学体系，它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本身就能够对法律产生作用。这从汉代经学对先秦儒学的改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先秦儒学原来存在着严重缺陷，它特别强调仁义，轻视法治。这使它在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曾受到冷遇，而主张暴力的法家思想则受到尊崇。但是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又使统治者认识到，仅仅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并不能有效巩固统治。陆贾便明确指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何者？所任者非也。”（《新语・辅政》）所以汉初力反其弊，在政治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取得了很大成效。然而黄老学说实质上还是刑名之学，只不过它主张清静自然，不采取极端的暴力统治。事实证明，这还不是最能满足统治者需要的思想体系。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长远需要，也为了儒学地位的提高，从汉初开始，许多儒生便吸收各家学说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如陆贾、贾谊和董仲舒等。陆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是把道家的无为思想与儒学相结合，他主张治国贵在清静自然，要求统治者应“进退顺法，动作合度”（《新语・思务》）。贾谊则在重视礼治的前提下，将法家学说直接纳入了儒学，并就礼法对于巩固统治的作用和功能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这是汉代儒学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弥补了先秦儒学偏重仁义而又忽视刑罚的严重缺陷。至于董仲舒，则对儒学进行了全面改造，不仅是汲取黄老、法治、名实之学，乃至还把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论揉进了儒学。仅就法律思想而言，他在陆、贾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德刑并用、德主刑辅的系统理论。例如: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凉[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春秋繁露・基义》）
这样儒学便基本完成了改造任务，开始形成比较符合统治者口味的“霸王道杂之”的经学，从而为汉代法律接受经学的主张提供了可能。
第二，汉代法律本身并不完备，为了弥补缺陷，它在“独尊儒术”的思想指导下，也能够接受经学中的法律原则。汉代法律虽然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薮，所谓“历代法律，皆以汉《九章》为宗”（《明史・刑法志》），但实际上它在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上，都还很不完备。这一点，汉代法律条文的不断增多即可以证明。据《汉书・刑法志》记载，仅仅到汉武帝时期，法律条文已由汉初的《九章》剧增到“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因此，在“独尊儒术”的既定前提下，这就为经学对法律的渗入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原有的法律条文需要修订，重新用经学加以解释；另一方面，新的法律条文的制订也必然要受到经学的影响。如宣帝规定“亲亲得相首匿”，明帝规定“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论”等，就是根据经学对原有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再如前引王尊之惩治“假子”奸母案，在西汉后期尚无律可循，被称为“此经所谓造狱者也”（《汉书・王尊传》）。而到东汉时期，则已相应制订出“立子奸母，见乃得杀之”的法令，并与王尊断案的基本精神完全吻合。可见，汉代这种法律条文的剧增，确为经学的渗入创造了条件。
同时，作为法律条文的补充，汉代法律的不完备，又使统治者推行“《春秋》决狱”并采用经学来解释法律成为可能。赵翼就曾指出:“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廿二史札记》卷二《汉时以经义断事》）而“《春秋》决狱”则明显是运用经学的有关原则来充实当时的诉讼和审判制度。汉代与秦不同，在法律解释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汉代没有规定专职法律解释人员，而是由博通法律的经学家来进行解释，然后国家再予以认可。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统治者对法律的任意解释，但它更为经学对法律的作用提供了便利。事实也正是如此。史载西汉中期便已出现专门用经学来解释法律的“律家”，如杜周、杜延年父子，所解释法律以“大杜”、“小杜”而著称（参看《九朝律考・汉律考八》）。以后，由于法律条文的猛增，便出现了更多的著名“律家”，以致到东汉后期竟有十几家之多。《晋书・刑法志》云:“汉时律令，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汉代法律也就不能不受到经学的强烈影响了。
第三，为了巩固统治，现实的政治需要也使得经学对法律能够产生作用。因为经学虽讲究纲常伦理，其实质却是要处理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从汉代的实际情况看，这两大关系始终是统治者所亟需解决的。即以前者为例，早在汉武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沉重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已经是相当激化。所谓“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扰，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之使奋a钺而并出”（《全后汉文》卷七三载蔡邕《难夏育请伐鲜卑议》）。以后矛盾虽有所缓和，但即使是在宣称“承平”乃至盛誉“中兴”的时期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也仍然是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所以，就连以“正统史家”而自居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
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怨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汉书・刑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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