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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京青年报
古罗马最兴盛的时期，正值中国的秦汉王朝时期。罗马与秦汉同时存在于欧亚大陆的两端，而且都建立了幅员非常广阔的帝国。两大帝国彼此了解对方的存在，并且通过欧亚大陆这一陆上通道（以双方之间其他古国与民族为中介），以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这一海上通道，有着一定程度的接触。古罗马称中国为“赛里斯国”，即“丝国”，汉代中国称呼罗马为“黎轩”、“大秦”或“海西国”。
谜案一：周穆王，是中国远行欧洲第一人吗？
《史记》等中国典籍中所记的、通过西亚陆路或东南亚海路来到中国的黎轩“善眩人”或“幻人”（杂技魔术艺人），可能是最早来到中国的罗马人。那么，谁是前往欧洲的中国第一人？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历史上前往欧洲的中国第一人，可能是西周的第五位国王――周穆王，其在位时间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时的欧洲，还是特洛伊战争的时代。但这只能说是个历史谜案。
周穆王的故事，要从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价值的一次盗墓事件说起。
西晋时期的公元281年，在汲郡（现河南汲县），有一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者，盗了战国时魏襄王（公元前318―前296在位）的墓。这次盗墓最重要的发现，是陪葬的战国时期的竹简数十车。由于事关重大，晋武帝马上命令官员和学者进行研究。其中的两部书，一是《穆天子传》，一是《竹书纪年》（并称“汲冢古书”）。
《穆天子传》讲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周穆王（即穆天子）西行。周穆王在北征犬戎之后，带领“七粹之师”，驾着“八匹之乘”，从西周的东都洛阳出发，开始长途跋涉。先向北经过山西北部的雁门关，然后转而向西。书中记载了非常多的地名、国名、部落名称、山名、水名、人名，非常复杂。这些地方究竟在哪里呢？
近代以来的学者，对《穆天子传》书中的地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提出了很多思路与猜测。有人认为，周穆王西行可能在中国的宁夏、甘肃一带。有人认为，他越过了新疆边境，经过中亚，进入西亚，甚至越过乌拉尔山进入欧洲，最远来到了今天的波兰。
为什么？因为书上所载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神话传说、民俗习惯，能够与这些地方的历史信息一一对上号。
比如，周穆王曾经来到“群玉之山”，这是不是盛产美玉的新疆河田？比如，周穆王登“昆仑之丘”，有学者认为，此即阿尔泰山。又比如，周穆王到了瑶池，会见了西王母，有学者认为，此处即今哈萨克斯坦的斋桑泊。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也许是某一个母系社会部落首领的神化的形象，也有学者认为，这位女神的原型就是起源于小亚细亚、流行于地中海许多地区的“众神之母”西比利（Cybele）。关于周穆王见西王母的传说是《穆天子传》中最精彩、文字最多、也最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西王母在瑶池设宴招待穆王，两人互相酬唱，然后依依惜别。
群玉之山、瑶池瑶台，是中国文学中常常描写的仙境，比如李白《清平调》“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又如，离西王母住地不远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巨鸟解羽”，以至“集羽千里”。这是不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中讲到的，欧亚大陆内陆地区“有羽毛自天降下”，“大地和天空到处都是这种羽毛”的同一个地方（希罗多德后来自己解释那是雪）？其后，周穆王又翻山涉水，有人认为其越过了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所达到的最西的地方，应该是在波兰境内。
除《穆天子传》外，《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有周穆王与北方民族打仗和驾车远行的事迹。那么，《穆天子传》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中国第一部小说，还是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历史记载？周穆王真的远行到了欧洲吗？他是踏上欧洲的第一个中国人吗？
谜案二：汉朝军队与罗马军团打过仗吗？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媒体和学者共同推动，反复地炒作这样一个所谓历史真相：说是在甘肃永昌境内有一座罗马城，是汉朝军队俘获的罗马战俘在此建立的，现在这个地方还有许多具有古罗马体貌特征的当地居民，就是那些战俘与当地人通婚的后裔。击败过匈奴的大汉雄师，战胜了威名赫赫的罗马军团？这个故事太引人入胜了，引发了一次次炒作，而且调门一次比一次高，最早说是“永昌境内有一座罗马战俘城”，后来变成“一支罗马军队在中国境内消失”，最后变成“中国境内驻扎过一支罗马军团”。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是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德效骞教授最早提出来永昌境内有罗马城这一命题的。
汉朝确实曾在永昌境内设立过一个古城，叫犁K（即“黎轩”的异写）城，这早已被中外学者确认。但是，有根据说它是因为汉朝军队跟罗马军队打仗、把战俘安置在这里而建立的吗？
持这种主张的学者，依据的是《汉书》中记载的一个事件。
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在中亚地区一支匈奴人的首领郅支单于，向汉朝中央政权挑战。汉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诏（假冒汉朝皇帝的命令）与他们在郅支城都赖水（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打了一场大仗。汉军在郅支城离城三里处扎营布阵，看到单于城里有这样一支军队：
“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重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
所谓罗马军团的传说就出自这段记载。据称，这种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式（可能是古罗马军队的龟甲战阵）和修“重木城”的方法，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因此，他们是一支被匈奴单于雇佣的罗马军队。那么，这支罗马军队来自何处？德效骞教授推测，他们就是在与安息帝国作战中失踪的那支古罗马军队。
公元前53年的卡雷战役，是西方战争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其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生动描写了这场战役。
这年，罗马著名军事领袖克拉苏，带领着几千罗马军团远征由波斯人建立安息（帕提亚）帝国。他的儿子小克拉苏与他一同出征。战役过程中，小克拉苏率领1800人，想绕到安息军队的后面实行突袭，但中了安息军队的埋伏。小克拉苏见局势无可挽回，让副手把自己杀死，他的士兵多数被杀死，一些人被俘虏。老克拉苏背水一战，最后兵败身死。书中交代有“一万人被生俘”。
德效骞教授就是从研究这“一万人被生俘”的下落着手的。他推论，这些人辗转地来到了中亚，投靠了在当地称雄的匈奴人，做了匈奴人的雇佣兵，17年之后，即公元前36年，在郅支城与汉朝军队打了这场战役。战败之后，这些人被汉朝军队俘虏到中国甘肃境内设立了犁K古城安置下来。
这个故事引人入胜，但证据不足。
首先，不管是普鲁塔克的描述，还是其他史料，都没有表明他们到了匈奴处。
其次，《汉书》记载，郅支城战役的结果是阏氏（单于的夫人）、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人被杀，一百四十五人被生虏，千余人投降。甘延寿和陈汤把这些俘虏“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就是送给了跟着汉朝军队作战的十五个西域国家的国王，没说这些人被带到了甘肃或内地任何地方。
那么，为什么当地确实存在一些具有与欧洲人相似的体貌特征的居民呢？这个问题也很好理解：当地正处在中国内地连接西域的交通要道，有欧洲人到中国来太容易了，未必非得认定他们是罗马军队的后裔！
谜案三：曾有罗马商团来到洛阳吗？
两大帝国没有发生军事接触，那么有没有商业往来呢？
《后汉书・西域传》讲道，张骞、班超经营西域，内地与西域联系通畅，汉朝政府在当地立屯田、设驿站，使节不断，商旅云集。
这就为西域各国使团和商旅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了客观条件。那么，这些商旅中有无来自罗马帝国的？
公元150年左右，在罗马统治下的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在所著《地理志》中转述他人的记述，有马其顿商人梅斯・提提阿努斯的助手曾经到过赛里斯。
有趣的是，《后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和殇帝纪》，都有关于公元100年左右“蒙奇兜勒”使者的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后汉书・西域传》）
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后汉书・和殇帝纪》）
“蒙奇兜勒”在哪里？是两国还是一国？与托勒密说的马其顿使团是不是一回事？学者们认为，“蒙奇”就是“马其顿”的译音。但是“兜勒”是什么地方呢？也许“蒙奇兜勒”就是这个国家的名字，而不是“蒙奇、兜勒二国”？
《后汉书》是南朝范晔所著，其所记载的东汉与西域的关系，主要来自班固、班超、班勇一家两代的记载。班固是《汉书》的作者，曾随大将军窦宪北征匈奴；其弟班超在西域建功立业31年，告老还乡以后，其子班勇在西域继续担任长史。所以，班氏家族对西域的记述应该是准确的。《后汉书》在《西域传》中只写“蒙奇兜勒”，但在《和殇帝纪》中却写成“蒙奇兜勒二国”，也许作者自以为蒙奇、兜勒是两个国家吧，以致后人也被误导。但是，如果把“蒙奇兜勒”连在一起念，那是否就是“马其顿（人）”？如果是真的，也许这就印证了托勒密的记载。而所谓“遣使贡献”、“遣使内附”，也许是把商人当成了国家使节，或是“中央帝国”心态的表现吧！
冥冥之中，罗马与中国的两部古典名著，记载了同一个历史事件，让人感到神奇与不可思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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