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汉货币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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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货币，汉兴时承袭秦“半两”，经高后、文帝和武帝的一再改革，逐步完善了铸币形制和货币制度，是中国货币史的重要一环。可是，最早记述西汉货币的《史记・平准书》有乱简现象，加上班固在《汉书》里对其又做了些不符合实际的修正，从而误导了后世学者，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近几十年来，由于有关出土文物的增多，研究工作的深入，启发了我们对西汉货币有了个重新的认识。

《史记》的原意

司马迁于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继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开始编篡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称《史记》。该书是记述西汉史实的原始稿本,是研究西汉货币的可靠依据。现将其中有关部分依次分列如下：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1。” “高后二年（前186），行八铢钱2。”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3” “五年（前175），除钱律，民得铸钱4。” “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5。”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6。”
“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浴（音浴），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7。” “建元五年，行三分钱8。” “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9。”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  朝廷）。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  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10。”
“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11。”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浴焉12。”
“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承上指，（《集解》徐广曰：元狩二年）请造白金及五铢钱13。”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即元鼎元年）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数。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14。” “郡国多奸（私）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15。”
“元鼎二年（前115），汤有罪自杀16。”
“其后二岁（即元鼎四年），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即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17。”
司马迁在《平准书》结尾时，概括了中国货币的起源与发展，随后说：“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18。”

文物的印证

湖南长沙国就按其钱式铸行铁半两25，这是中国最早的铁钱。史书是人写的，记述可能出错，加上成书之后，还可能发生误抄、脱简、乱简等情况，讹误在所难免，要纠正其过失，只有依靠当时的物证――现在的出土文物来补正。现将有关西汉货币的部分出土文物列举如下：
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50号墓出土了与秦昭王元年（前306）纪年木牍同出的“半两“钱7枚，最大的直径是32.1mm、重9.8g，最小的直径是27mm、重2.0g，该墓距秦始铸“半两”钱的惠文王二年只30年，其钱是秦国的初行钱19。1962年陕西长安县韦曲乡首帕张堡出土一釜， 内藏古钱1000枚，符合秦朝《金布律》“千钱一畚”的规定，是秦统一中国后行用的货币。该批古钱除“两甾”、“ 化”3枚外，其余997枚均是秦半两，共重4484g，平均枚重4.5g，其中最重的11.0g、最轻的1.7g20。上述出土文物印证了《史记・平准书》所记秦半两“随时而轻重无常”，并且，进一步说明不论是战国时的秦国，还是统一中国后的秦朝，其钱币均是“轻重无常”的。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出土的《金布律》规定：“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秦王朝自己亦承认钱币“美恶杂之”的事实。同时，该规定还印证了《史记・平准书》说秦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是指不论钱体本身的轻重，均按其文“半两”青铜的价值来使用。
1975年9月洛阳613研究所工地出土一块“半两”残陶范，范上有钱模8枚，钱径2.5、宽0.9厘米，边缘极薄几乎成刃状，穿部较边稍厚，肉部从穿至边成弧面，钱文阴刻，“半”字下横、“两”字上横很短21。这就是汉兴时高祖“更令民铸钱”的钱范，钱范证明当时并不铸荚钱。
1977年安徽阜阳汝阴侯灶夫妇墓 出土西汉半两钱33枚22，其中钱径3厘米的13枚，是高后二年铸行的“八铢半两”，其余钱径在2.2―2.7厘米的是什么钱呢？按汉代边寨居延地区出土的简书，其中EPT9.87号记载：“姜四两，两二钱七分，直囗23”，可见汉时钱以下有“分”的单位，此类钱重四铢，正合“八铢半两”的十分之五，即史书所指的“五分钱”后来钱界称其为“无郭四铢半两”是不适宜的。
1982年冬山东省博兴县辛张村出土三块石范，其中两块一面刻“五分钱”、一面刻“榆荚钱”，荚钱径1.1、穿宽0.7厘米，“钱制较小，形似榆荚24”双面钱模石范说明，高后时“荚钱”与“五分钱”同时铸造。1960年湖南长沙砂子圹5号汉墓出土“五分钱”式的铁钱33枚，钱径2.4厘米，重2.8克，可证高后行五分钱时，
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文帝十三年（前167）五月十三日随墓主人下葬的“四铢半两”101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周郭的26，它说明《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所载的“孝文五年（前175）除钱律，得民铸钱”，铸的是有周郭的四铢半两钱，该墓同时出土“称钱衡”衡上墨书42字：“正为市阳户人、婴家称钱衡，以钱为累，刻曰四朱，两疏，第十。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刻论罚徭里家十日。囗黄律。”其文大意是：里正（当时的基层政权机构）为市阳民户、商家颁发的称钱天平，以钱（指铜钱）为标准，法定重四铢，仍承袭“半两”为名称。该天平为第十号。敢选轻择重用钱及不用称钱衡者，按《囗黄律》处其在里正服徭役十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第一次提出货币“以钱为累”。
1973年山东莱芜市苗山办事处铜山村西汉冶铜遗址中，出土“三铢”钱石范，范上刻有16枚钱模，“三”字三横等长，“铢”字金旁以两横画代四点，朱旁头方折，有外郭27。这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所述的“自孝文更造四铢钱……四十年”后“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造三铢钱”，也就是《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所列的“建元五年（前136）行三分钱”的实物见证。钱范印证了《平准书》所载“更铸三铢钱”是准确的，而《年表》所列“行三分钱”的“分”字，应以钱币实物为准，予以更正。
山西绛县、湖南衡阳公行山、河南镇平贾宋镇出土的“三铢”钱，枚重均在2克上下，印证了《平准书》所述“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其用语有别于叙述“识曰半两，重如其文”的秦半两，一个“文如其重”，一个“重如其文”，前者是以钱为主体的法定货币，后者是以青铜为称量的等值货币，两者有质的区别，可见司马迁用语之严谨。
1993年10月湖南长沙市砂石公司大庆2号挖砂船，在长沙古城河段采砂时，打捞到银锡合金的龙币、龟币，但未见马币。龙币呈圜形、两面均铸有龙纹，重12.2g；龟币椭形，铸有四足和头、尾，背有龟纹，重0.65 g其形状及纹饰特征均与汉时之物相当，应是《平准书》中所载的“白金三品”，但龙币与“重八两”的重量不符。叫人生疑的是：实行货币改革的汉武帝怎么会在改两为铢之后，复以两计重？用语严谨的司马迁怎么会用“重八两”、“重差小”、“复小”作为白金三品的名称呢？显然这里有脱简嫌疑。原文是什么？笔者不敢妄断，但可用北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话来进行补正，他说：“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马，直五百。小者椭之，其文龟，直三百。”用这样客观的态度，认定长沙出土的龙币、龟币就成为现实了。在陕西西安东柏梁村西汉铸钱遗址出土的五铢钱范中，有平背的钱模，可证《史记》所载元狩二年始铸的五铢钱同三铢钱一样是平背的。高低堡西汉铸钱遗址出土的一块钱范上，有9枚五铢钱模，钱范上的“五”字相交两笔，不曲、缓曲、弯曲的均有，说明不能以“五”字相交两笔的弯曲程度，作为先后次序的断代依据28。
1976年在汉时河南郡国故地洛阳王城公园，发掘出武帝时五铢钱铜范两块，有一块刻14枚钱模，其中穿上横郭2枚、穿下半月4枚、穿上决文（原文叫“小三角”）5枚，无记号的3枚29。1983年3月在汉时河南县城城址内，发掘出三块武帝时五铢钱石钱范：第一块有12枚钱模，其中穿上半月1枚，其余无记号；第二块有钱模14枚，其中穿下半月8枚、穿下横郭5枚、四角决文1枚；第三块有12枚钱模，其中穿下半月3枚、穿下横郭3枚、穿上决文2枚30。上述两处遗址出土的钱范，说明武帝前期不但郡国铸钱，郡下的县亦可铸钱。这些钱模除少数未刻记号外，大多有穿上横郭、穿下横郭、穿上半月、穿下半月、穿上决文、四角决文等记号，有的一块钱范上的钱模多达5种不同记号，这说明其记号既不是郡别的标记，也不是炉别的标记。
据《再论上林三官铸钱遗址31》一文的介绍：在陕西西安市原汉时的京师上林苑，发现了钟官、六厩、技巧“三官”铸钱遗址，在三桥镇北的技巧铸钱工场，出土了平背五铢钱及面四角决文和穿上横郭的五铢钱范。遗址中末见半两钱及三铢钱，可证该工场始建于停铸三铢钱的元狩初；有建章宫基址压于其上，可证该工场废于太初元年二月起建建章宫之时。技巧铸钱工场铸行的十余年，正是武帝推行郡国铸钱和“三官”统一铸钱的期间，因此，上述三种钱中有初铸五铢钱及赤侧钱、三官钱。由此可以推断：平背五铢应是元狩二年的初铸钱。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其属有钟官令丞，铸钟官赤侧钱。侧仄音同义同，出土的四角决文钱，正合《康熙字典》关于“赤仄”一词的《注》“空尽无物曰赤”，《说文》“不正曰仄”的注释。四角决文钱应是史记中所载“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的赤侧钱。“一当五”被当的小钱，在三官遗址中亦有其钱范出土，小钱与高后荚钱及梁末“鹅眼钱”截然不同，钱径12mm左右，重约1铢（0.65g）钱文清晰穿上有横廓32，小五铢是赤侧钱的辅币，只在京师铸造。
技巧铸钱工场遗址出土的钱范，余下一种穿上带横郭的，那就是元鼎四年废赤侧“专令上林三官铸”的三官五铢钱了。此外，在铸钱遗址中，出土的有昭帝元凤元年（前180）至成帝永始三年（前14）二十余种有题记的五铢钱范33，其钱模面穿上大多有横郭，进一步印证了穿上横郭的是“三官五铢”，并为武帝之后各朝所承袭，此后的五铢钱朱旁头仍方折，但面外郭逐渐由窄变宽。
1995年在山东长清县双乳山发掘出葬于武帝后元二年（前87）的济北王刘宽墓，出土金饼20枚，金饼正面中心内凹，边缘上卷，光滑，背面隆起，凸凹不平。其中小型的一枚，外径32mm,重66.5g，其余19枚，外径62―67mm，共重4196g,最重的246.9g，最轻的178.5g，有的刻划“齐王”二字，均置于内棺34。
1982年2月江苏盱眙县南窑庄出土背面中空、底面园形的“麟趾金”7块，共重1841.4g和背面中空、底面椭园形的“马蹄金”8块，共重2973.2g35。出土物否定了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认为麟趾“必为五趾，铸金亦必为五趾之形”及“袅蹄小于麟趾”或“均重一斤”的说法。

《汉书》的干扰

《汉书》是班固在《史记》成书之后170余年的东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左右，写成的另一部史书。它对《史记》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在纪传中加入了事件发生的年月，给史学界引用史料提供了方便，因此，其中的错误之处，对研究者的干扰颇大。现将有关西汉货币部分列举如下：
关于荚钱和五分钱  “汉兴，接秦之弊”，钱币“轻重无常”，造成商品流通的秩序混乱，但高祖因应付战争，只能“令民铸钱”以应日需，铸币仍轻重不一。至高后“天下初定”，二年以半两即十二铢重的青铜作依据，减去铸造、运输等人工费用及火耗，铸行等值的“八铢钱”，从而统一了中国币制，稳定了市场。由于八铢钱体过重，为便于流通使用，六年，铸重四铢的“五分钱”及重一铢的“荚钱”。五分钱形同八铢钱，荚钱薄似榆荚。至文帝初年，荚钱已充满市场，以上有出土文物为证，《史记・平准书》也作了“至孝文时，荚钱益多”的记述。
对于上述事实，《汉书・食货志》却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作者班固认为“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的秦钱，是半两青铜重量的铸币，不知是用“轻重无常”的钱币，法定按其文“半两”的当值货币；以为汉兴时因无钱找零，形成了“秦钱重难用”，于是“更令民铸荚钱”。由于班固把发生在高后时期铸荚钱找零的事，提到20余年前的汉兴时期，歪曲了事实真象，起到了褒秦贬汉的作用，给后世的西汉货币研究干扰很大。受其影响的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说：“秦半两原重半两，名称虽然不变，可是实重在吕后二年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为四铢，减重三分之一”，“所谓五分钱，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十二铢的五分之一，即二铢四  ，一般人说是荚钱。”彭氏用几分之几来确定主币与辅币的关系，是继清道光时蔡云之后的又一今古奇谈，持该说者始终无法指出哪一种钱币是“五分之一钱”。因为世间根本不存在这种钱。其实“五分钱”的“分”，就是《居延汉简》中钱下设分的“分”，同现今货币角下设“分”没有两样：“五分钱”是值半个“八铢半两”的辅币，不是重“二铢四  ”的“荚钱”。
关于四铢半两与三铢钱  《汉书・食货志》说：“孝文五年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即武帝建元五年至元朔三年之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此后“有司言三铢钱轻，更请郡国铸五铢钱”。以上内容与《史记・平准书》同，对四铢半两、三铢钱铸行时间作了相当明白的记述。可是，班固在写《汉书・武帝纪》时，不慎写入“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把“孝文五年（前175）后四十年”的建元五年（136）误成“建元元年（前140）”行三铢钱。建元元年距孝文五年就不是四十余年，而只有三十余年了。班固还未注意到《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分”为“铢”之误）”的记述，在《武帝纪》中掺入建元“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对此，东汉史学家荀悦认为《汉书》以“三铢―半两―五铢”的继承关系与《史书》“半两―三铢―五铢”继承关系不合，因此，写《前汉纪》时，在班固认为建元元年“行三铢钱”、五年“行半两钱”的错误之上，再加元狩四年“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五年“行五铢钱”，错上加错地形成“三铢钱二度铸行论”但荀悦没有说明第二次铸行的三铢钱是继承哪一种半两钱。据王裕巽《西汉武帝建元年间初行三铢钱考》说：“三铢钱概为背平素，面有外轮之式，与武帝始铸于建元五年，罢销元狩四年的武帝半两钱铸式全同36。”那么第二次铸行的三铢钱，即承接“有外轮的半两钱”了。现有湖北江陵168号汉墓出土物证实，有外郭的半两钱，在文帝时早已铸行，正是武帝建元五年“行三分（铢）钱”时被罢废之物，怎么成了“始铸于建元五年”的“有外轮”的半两钱呢！因此，三铢钱二度铸行论，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受《汉书》干扰的彭信威不能辨明《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钱”的“分”字是“铢”字之误，他在《中国货币史》中写道：“武帝建元元年铸三铢钱，五年又行半两钱，或三分钱”，“三分钱是十二铢的三分之一，即四铢，仍旧是四铢半两”，“元狩五年铸五铢钱”。这里所述时间错误暂且不说，其衔接关系又回到了“三铢―半两―五铢”说，并且用十二铢的三分之一来套四铢半两，太显削足适履。
根据《史记》中的有关记述，经出土文物印证：文帝五年继无郭半两钱之后，铸行有郭的四铢半两，后四十年，至武帝建元五年更铸三铢钱，其钱有二式：一为五分钱式，背平，面无外郭；一为四铢半两式，背平，面有外郭。因三铢钱与后行的五铢钱重量不合，经“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的政令之后，存世无几，加上在行用期间，未发生大规模的歼屠战事无需入土窖藏，从而三铢钱迄今已成了罕见之品。
关于五铢钱及其郡国、赤侧、三官钱  五铢钱初铸于何时？《汉书・武帝纪》说：“元狩五年（前118）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此后的权威著作均承其叙述。此说是否符合事实，应以当事人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为依据来进行论证。然而《史记》不同于《汉书》它未标明具体年月，但细心读来，文中对五铢钱的铸行时间还是有明确记述的。
《史记》原文中有“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铸钟官赤侧”，“岁余，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张汤死。”同书载有“汤有罪自杀”在元鼎二年（前115）。按以上资料用逆推法可知：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白金终废不行”，向前逆推“岁余”即公元前116年（元鼎元年）初“铸钟官赤侧”再向前逆推“五岁”即公元前121年，正应《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中的《集解》徐广曰元狩二年（前121）“请造白金及五铢钱。”同书还载“元鼎二年（前115）汤有罪自杀”，“其后二岁（元鼎四年），赤侧钱贱……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
上述《史记》原文对白金三品和五铢钱及其赤侧、三官钱的铸行废止时间，均交待得明明白白，可见《汉书・武帝纪》说“元狩五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是错误的。其实是：元狩二年（前121）京师与郡国同时罢三铢钱，开铸五铢钱，该钱开始承三铢钱式，均背平，分面无外郭和面有外郭两种，随后“周郭其下”，即在钱背加铸周郭以防磨取铜屑。元鼎元年（前116）京师加料开铸面四角决文的赤侧钱及其辅币小五铢，同时，郡县按钟官颁样开铸穿上或穿下横郭、穿上或穿下半月、穿上或穿四角决文等记号的五铢钱，至元鼎四年（前113）废销郡国所铸的钱币，将铜输京师铸“三官”五铢，统一用穿上横郭作记号，废赤侧钱一当五制，面四角决文的加料五铢钱与“三官”钱等价流通，京师停铸小五铢。
西汉时，黄金用于储藏、赏赐、赎罪等等，发生量相当大，用时“黄金一斤值万钱”计价，它是宝物不是货币；皮币和“白金三品”是“摧浮淫并兼之徒”的政治经济手段，也不是货币，只有铜钱才是通用货币。汉兴时期，接秦之弊，铸行轻重不一的当值半两铜钱，经高后改良，铸行“八铢半两”及其重四铢的辅币“五分钱”和重一铢的“荚钱”这是一套以材料、费用、人工等于半两青铜的等值货币，至文帝虽从俗用“半两”为钱名，但实行“以钱为累”的货币政策，凡物以钱为标准定价，钱币脱离了与青铜重量等价的关系，青铜只是一种币材，从此，在中国大地上，钱币才真正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后经武帝先改“三铢”，又改“五铢”为钱名，成功地完善了中国货币制度，为此后的历代朝政所承袭。
对于西汉货币的记述，自《史记》之后的《汉书》、《前汉纪》等史书，一次比一次混乱，简直成了个大迷宫，一簇又一簇的迷团把研究者弄得迷惑不解，本人就是陷在那迷宫之中，沿着出土文物一线曙光，用“引史论钱，以钱正史”的方法走出来的。当头脑清醒之后，整理了一下《史记・平准书》的错简，对 “汉兴更铸荚钱论”、“高后、文帝铸币减重论”、“五分之一、三分之一钱币论”、“三铢铸行二度论”、“元狩五年初铸五铢论”有些不同见解，从而形成了对西汉货币的重新认识。现抛砖引玉，以求师教，盼能经百家争呜予以论证，使其成果对中国经济史、货币史以及考古断代研究，起点参考作用。

注释：
123567910111213151718《史记・平准书》
4816《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13《史记・酷吏列传・张汤》
19《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刊《文物》82・1
20《首帕张堡窖藏秦钱清理报告》刊《中国钱币》87・3
2130《洛阳出土几批西汉钱范及有关问题》刊《中国钱币》94・2
2226《秦汉半两钱系年举例》刊《中国钱币》89・1
23《居延汉简货币资料研究》刊《中华钱币论丛》上海书店出版。1996年文中还有59・76简载：“堵絮二斤，斤百五十，直三百”可证“两二钱七分”为单价。
24《山东博兴发现西汉钱范》刊《文物》1991・11
25《两汉铁钱考》刊《湖南考古辑刊》2集
27《莱芜市出土“三铢”钱范》刊《 中国钱币》85・2
28《秦汉钱范》图121、图83
29《洛阳发现河南郡国五铢钱范》刊《中国钱币87・4
31《再论上林三官铸钱遗址》刊《中国钱币》99・1
32《秦汉钱范・各地报导钱范》图33
33《秦汉钱范》195―201、257―264页
34《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出土的钱币》刊《中国钱币》97・2
35《江苏盱眙南窖庄楚汉金币窖藏》刊《中国钱币》83・2
36《西汉武帝建元年间初行三铢钱考》刊《中国钱币》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