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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日报 削弱丞相权力，强化皇帝专断
汉武帝的第三项改革是削弱丞相的权力。汉武帝需要高度的集权，来做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而他本人的禀性在其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
西汉开国之后丞相拥有较高的实权和威望，这对于皇帝的权力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制约，这种制约对国家政权的良性运作本来是非常好的，所以从制度的角度讲丞相有实权是好事。但是如果丞相的权力过大，又碰到一些权臣或心术不正的人担任这一职务，那丞相就有可能利用职权培育私人势力，对国家的政治运作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在古代专制体制之下，皇帝的权力和丞相的权力如何制衡，这一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当时有一个丞相叫田`，是一个外戚，政治才干有限，但政治欲望很强。有一次田`入朝奏事，和汉武帝在一起谈论任命官员的事，从早晨谈到了太阳偏西，汉武帝很不高兴，最后对田`说了一句话：“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就是说你任命官员任命完了没有呢？我本人也准备任命几个官。皇帝和丞相之间话说到这种程度，由此可见汉武帝是非常不满意丞相有实际的用人之权的，所以他要收回这样的权力。那么汉武帝是怎样做的呢？
一是用制度建设的方法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制度建设指的是汉武帝设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决策机构，取代丞相的决策权。在西汉前期丞相是拥有决策权的，当时丞相有一个重要的同僚是御史大夫，丞相和御史大夫是朝廷百官的首领，遇到了重大的事情，是由朝廷的公卿集体讨论决策，奏请皇帝同意的。汉武帝深知决策权的重要，就任用了一批文学侍从，这些人口才好，文章写得漂亮，又愿意在官场上一展身手，像严助、朱买臣、司马相如、主父偃都是这样的文学侍从。每次遇到了军国要务要讨论，汉武帝先和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做准备，对丞相、御史大夫却不事先关照。到了朝议的时候，因为这些侍从之臣事先有准备，当朝廷的公卿大臣提出处理方案之后，他们就开始发言批驳，逐一把公卿大臣提出的方案给批驳倒。这样几次之后，朝廷的公卿大臣明白了，遇到什么事情，皇帝的侍从都准备好方案了，只需要让他们发言就可以。这样一来慢慢由个案变成了惯例，由惯例变成了制度。于是一个新的决策机构形成了，被称为中朝（又称“内朝”），而在中朝和内朝形成之后，丞相和御史大夫为代表的朝廷百官公卿体系就被称之为“外朝”，“外朝”只有执行的权力，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建设。
而汉武帝削弱相权的另一个手段就是杀人。汉武帝中晚年一共杀了五位丞相、六位御史大夫，这之后朝廷大臣们明白了，丞相表面上号称是上承天子，佐理万机，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实权，弄不好老命还得搭上，根本没有那么高的威信。有这么一个小故事非常传神：汉武帝在杀了三个丞相之后，任命公孙贺当丞相，公孙贺吓得跪倒在地，苦苦哀求皇帝收回成命。可汉武帝还是让他接受任命。公孙贺当丞相后非常“懂事”，皇帝说什么就照着办，绝不提不同意见，可就是这么一位丞相，在皇帝面前唯唯诺诺，最后也被杀了。他本人虽然没有犯罪，可他的儿子犯罪了，受到了株连，被灭了族。就这样，丞相没了实权，朝廷大小官员只要看皇帝一个人的脸色就成了――那是唯一可以主宰所有人命运的最高统治者。
西汉时期的形势图
对外开疆拓土 强化国家力量
汉武帝施行的第四个方面的改革是强化国家力量，对外开疆拓土。西汉立国以后，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对低调的立国态势，不愿意轻开战端，因为以西汉初期的国力，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军事战争需要的人力物力等军费开支，所以宁可在匈奴咄咄逼人攻势面前采取屈辱的姿态也不和匈奴开战。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为之一变。汉武帝要通过军事征伐的手段来扩大帝国的版图，以解决边境的军事冲突，当然核心的进攻方向就是北方匈奴。
其实汉武帝发动的战争不光是打匈奴，开拓疆土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也同时进行。对东方，汉武帝攻打了朝鲜半岛，把朝鲜半岛一个卫氏王朝给灭掉了，设置了四郡进行直接管理。对西方，汉武帝开通西域，其中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派遣张骞出使。当时经营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军事上对西域的进攻，可是经营西域的实际成果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原本的军事动机，通过经营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连接了当时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中心，也就是汉朝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间接联系的成立。特别是这条丝绸之路，成为当时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进行各种交流的有效途径，丝绸之路的开通成为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里我无法展开讲，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举动对世界文明史的意义是何等重大。对南方，汉武帝经过多年用兵消灭了南越国，在岭南设置了九郡之地，这是一片很大的区域。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汉武帝的经营，可能中华帝国版图的确立也许要有若干的变动。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她的版图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依次形成的，其中汉武帝的经营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为了这样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汉王朝和及其统治下的民众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一个家庭中，常常是父子都上阵，或死或伤，女的被动员起来去守边防，孤儿寡母在家里，告苦无门，他们要给自己阵亡的亲人祭祀都找不着亲人的尸首，只好“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这是一种何等残酷的局面。所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也要看到。
选拔人才，监督官吏
第五个方面的改革应该讲到汉武帝的用人和监察制度。汉武帝要做那么多事情，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官僚体制作支撑。在西汉前期的60―70年里，并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制度，而汉武帝时期经过努力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选官途径，这就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非
常有名的察举制度。
察举制是朝廷规定地方和中央的高级官员必须定期、定额向朝廷举荐人才。举荐人才有各种名目，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孝廉(其本义是“孝子”、“廉吏”)。举荐孝廉可以大量从社会底层争取人才，这是汉武帝时期能够创造出盛世局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汉武帝对察举制度做了明确的规定，地方官不举荐孝子，按照“不胜任”的罪名给予处理；不推荐廉吏，按照“大不敬”的罪名给予处理。这样就强制性地要求地方官必须给朝廷举荐人才。所以察举制度的确立，使得汉武帝能够为他以及他的后世统治者明确一条合乎常规的用人正途，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另外还要讲汉武帝用人的一个特殊手段。大家知道，要选拔特殊的人才，按照常规的方式不见得能选拔出来，所以汉武帝就用了一个特殊的手段――允许天下臣民给皇帝上书，就某一件当时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借此让皇帝认识你的才华，最后皇帝可以从中选拔一部分优秀人才做官。这种特殊选拔人才的途径，在汉朝有个特定的称谓，叫“上书拜官”。主父偃等三人，就是有一天同时到朝廷规定的场所递交了讨论政治问题的意见书，结果上午递交进去，傍晚的时候皇宫里就传出旨意，召这三个人进见皇帝。汉武帝一见主父偃等三人说了一句话:“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这里面表现出的求贤若渴，确实让人感动。通过这样的途径，汉武帝用了一大批确实有真才实学的人出来做官。
对已经担任了官职的人该怎么控制，这就需要对官员进行监察了。汉武帝采用了很多方法加强监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创设了新的监察系统。他把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每个区域由中央派出一个监察长官――刺史，每年出去巡视一圈，回来以后向朝廷报告在这个区域之内各级官吏的政绩如何、政声如何。根据刺史的报告,朝廷对相关官员给予奖惩。这些监察官的官职并不太高，这就是中国古代约束官员的一个方法――以小治大。
汉武帝为了有效的提升监察官的监察效果，制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监察范围，在当时被称之为“六条问事”――六条里面有一条是针对地方豪强规定的，其他五条全是针对地方官员及其家属的违法行为订立的。汉武帝还规定，刺史到了地方监察范围只能在六条之内，你如果超出六条范围之外，干预地方行政长官正常事务就叫越权，地方长官可以反过来弹劾刺史。这样的规定就是怕监察官的权力太大了，影响地方正常政务的执行。
汉武帝还设置了一个特别的官叫司隶校尉，专门负责对京城的监察，监察的范围上至皇后、太子，包括百官公卿在内，他可以一起监督。为了让这个官有实权，汉武帝给了他许多特殊的权力，如：可以“持节”，可以自称“使者”，其他官员都惧怕他，称之为“虎臣”。这样做就是要加强对京城范围高官巨贾的监察效力。
汉武帝的改革还有许多方面，比如说经济改革，他为了支撑长期对外军事战争的需要，需要广辟财源，所以他搞了经济上的集权，采取一系列垄断经济的措施。这也是汉武帝建立一个强大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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