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船战与亡（二）

  来源: 《中华遗产》杂志

查阅史料得知：楼船，是中国古代水军的一种战船，因为在船上起楼，故得名。从外形看，楼船方形船首，两边多设划桨。甲板上一般有三层建筑，每层四周都设置半人高的女墙，在第一层周围又用木板围成战格，女墙与战格上均开有若干箭孔、矛穴，即可远攻，又可近防。另外还备有石、铁刺等防御武器。船上空间很大，甲板上能够行车走马。楼船高大巍峨，且攻防皆宜，是一座真正的水上堡垒。由于楼船身高体大，具威慑力，一般用作指挥船，其上多竖旌旗，以壮声威。 春秋时期，楼船已经出现，公元前522年，楚国大夫伍子胥由楚奔吴后，在同吴王阖闾的对话中，伍子胥说：“楼船者，当陆军之楼车。”这说明吴、楚水军中均已装备有楼船。到了汉代，随着帆和船尾舵的出现，造船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与之水涨船高，楼船的建造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于汉军大量装备楼船，“楼船”一词成为水军的代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汉武帝建造的大型楼船，雄壮威武，气势逼人，其“标配”是船上3层，整高10丈(长度无记载)，载1000人。三层各有其名：第一层叫“庐”，即房屋，第二层叫“飞庐”，第三层叫“雀室”，意为像鸟一样登高观望和警示的地方。
楼船属于内陆战船，其用武之地不是大海，而是江河湖泊。虽说汉习楼船，但在汉武帝之后300多年的大一统时代，楼船却鲜有出现。直到三国鼎立，长江作为战略天堑的地位再次凸显，楼船才再次书写了辉煌。
　　……
　　无敌楼船终消亡
若以载人数量多少来看，东吴造过史上最大的楼船，孙权的“飞云”共有5层，船上可载士兵3000人。
对于战船而言，“大”不是攻击力，而是威慑力，即便是今日之航空母舰，大到了绝对令古人无法想像的地步，它也只不过是一个海上作战基地而已。
……
楼船越大，缺陷越明显，之后的楼船，逐渐不再盲目追求体积和载员数量，而是在装备上更进一步。隋朝时，大将杨素和前辈王一样在蜀地营造战船，隋朝最大的主力战船―五牙战船就在那里制造。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可容战士800人。左右前后共设置6台拍竿，高50尺。这拍竿相当于陆军的投石车，装上了拍竿的楼船如虎添翼，攻击力和攻击范围大大增加。公元588年，隋军50余万人水陆并进，大举攻陈。杨素统领的长江上游水军，自永安发船，出三峡，顺江而下，船多势大，锐不可挡，在延州(今湖北江陵西)与陈军展开决战。隋军以四艘五牙战舰冲击敌阵，先后用拍竿击沉十余艘敌船，俘敌2000余人，陈军闻风丧胆。不久，隋灭掉偏安江南的陈王朝，统一了中国。
此后楼船再无大的发展，因为作为武器，楼船太高太大的先天劣势无法逆转，所以隋朝之后，楼船仍然装备水军，“然施之水军，不可以不设，足张形势也”，《武经总要》一语道破玄机。此时的楼船简直成了一种“摆设船”了。隋炀帝杨广更把楼船从军用改成民用，他在运河上龙舟游乐，开发了楼船的娱乐功能。自此以后，楼船就和歌舞宴游联系在一起，从唐人“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到明代“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楼船都是一副香艳形象。
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重心，重新复归于关中一带。对关中的角逐，要靠战马才能完成。因此，无论是唐军的马，还是安禄山的马，抑或是少数民族向唐王朝出救兵的马，谁的马多，谁的战斗力就强。一部全唐诗，洋洋数万首，描写马的诗句不胜枚举，而写楼船的，微乎其微，这是能找到原因的。宋元过后，楼船用于作战的记载渐少渐无。至明朝，郑和下西洋所造的大型“宝船”，更多的是为了形象而不是战斗需要，而且它已经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楼船了。
楼船之战，经典战役都在长江。大一统的元明清，长江不再是军事斗争前沿，而是一条内河。中国大的征伐，大都不再从东到西，而是由北向南。楼船渐渐失去用武之地。此外，长江流域虽然也不乏著名水战，如朱元璋大破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但利用长江之势顺流而下、长途奔袭的战役却几乎绝迹。
倒是晚清，曾国藩、曾国荃等人为平定太平天国，也是先占据南京上游的武汉、安庆，然后顺江而下攻打南京。湘军重要将领胡林翼等人，多次向主帅曾国藩强调武汉、安庆的重要，“形势壮阔，自古用武之地”，“顺江东下，势如破竹”。中国古代兵家“作势”、“借势”这一思想，依然影响他们甚深。
但这次在长江上游弋的清军舰船，有的已经是烧煤的小火轮了。曾国藩等人清楚，蒸汽时代、钢铁时代呼啸东至。造钢铁巨舰，刻不容缓！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为了防备从海上进犯的外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发起了洋务运动，在汉阳、安庆、南京、上海、马尾等地建造枪炮舰船。中国舰船的制造重心，不再像“楼船时代”那样安营扎寨于长江、汉江的上游，而是逐渐偏向东南。由大江，到大海，由木制楼船到钢铁战舰，一个消亡，一个降临。（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第8期 撰文／樊良树 供图／叶锦添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