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大一統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文社會的根本特性之一。通俗而言,人文道德是人類最基本的普遍價值觀,其特性之一就是人文社會一體化,這個一體化,首先當然是人文文明的一體化,其次是基於人文王道的政治一體化。滿清以降,大一統思想被空殼化,人文核心內容被虛無化之後,政治上的『人文王道』被簡化『皇族』為執政黨。野蠻民族通過暴力取得對人文社會的統治權後,為了美化、合法化政權,抹掉『不合理毫無人文、非法禮義』的特徵,而刻意通過掌控學術話語權的方式,將相關的學說扭曲、偽化。大一統思想自三代開始,就以禮義為原則基礎,雖然禮義的內涵各有所側重,但從西周到春秋這一歷史時期,特別是春秋公羊傳,就已經對大一統思想的禮義基礎,體系化為人文王道,其政治基礎則是民本,即後來總結的『啟民智』、『民貴君輕』。本文對大一統思想的認知尚有一定的偏離,特此予以說明,希望對讀者理解大一統思想能有扶正的意義。 最近學術界出現一種新動向,一股新潮流,用『大一統』來解讀中國文化,將其看成中國文化的核心特徵。
大一統思想
說中國文化的核心特徵是『大一統』沒問題,但一定要清楚,也正因為『大一統』非常核心,也導致其非常古老,歷經了很多時代。也正因為其歷經了很多時代,導致在不同的時代被混入了不同解釋。因此,現在我們在說『大一統』時,就應該能夠區分時代的影響和干擾,排除附加於其上的錯誤解讀,而把握其不會隨時代而變化的永恆真義。 不排除誤解,或者壓根沒有意識到附加於其上的誤解,而直接將中國文化歸為『大一統』,將製造新的混亂。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對『大一統』的誤解、曲解更是雪上加霜。 現代人對『大一統』的最大誤解,將其理解為政權、政府意義上的,因此,『大一統』也必然是以武力、專制為基礎的。當然,現代人可以給武力和專制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好人對壞人的專制、人民對人民敵人的專制。 事實上,從根本上,『大一統』與政權、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也是絕對地反武力、反專制的。 從時間上來說,『大一統』的出現,遠比政府、政權的出現為早,在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就有了,而政府僅到黃帝之後才開始萌發,直至堯舜時期在開始成熟,真正成型則在夏朝。 但是,現代人則想當然地認為,『大一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才真正實現。秦朝的建立也就當然被認為是『大一統』之真正起點。 既然真正的『大一統』的基礎不是武力和專制,那麼是什麼?是共識性的意見,而且共識的形成則是來自雙方或多方的協商,這種協商完全是自願的、獨立自由的。 『大一統』的『一』指的共識的形成過程,是自願協商的求同存異過程,也是意見的曲同、統一過程。具體制度形式上來說,這種統一是契約式的,是契約式的統一。
大一統思想-中華文明的根柢
【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中的結繩和書契,都是契約,中國的上古時代,就是一個契約時代,整個社會依賴契約,而非政府來實現治理和秩序。這種契約秩序就是『大一統』。 『大一統』中的『大』,並非是大小之大,而是大人之大,是大人。大人的基本職責是充當契約中介,為契約雙方提供評理服務,幫助其消除分歧,達成共識,形成一致性的意見,即實現統一、『一』。 因此,『大』的作用就是幫助實現『一』,或者直接說,就是『一』。 到了黃帝堯舜時期,當政府開始在中國出現時,大一統的契約文化已經在中國存在至少5000多年,已經根深蒂固。因此,『大一統』就成為約束政府的基本憲法,是政府得以在中國存在的合法性基石。這樣『大一統』也成為政府的基本理念。 也就是說,不是政府創造了『大一統』,而是『大一統』創造了政府。這也意味着,中國歷史的政府從一開始就是『大一統』的。而支撐,或者強迫政府不得不去『大一統』的,是中國歷史悠久的、根深蒂固的『大一統』的理念和思維。 現在,我們要追溯和考察『大一統』的歷史和內涵,所依據的資料已經有兩種,一種是傳統的文獻,一種是現代社會之後所出現的新資料,包括中國之外文明歷史的自由、人類學資料、考古資料。而在考古資料中又包括至為重要的甲骨文資料。 甲骨文的重要之處,並不在於甲骨文語句中所記錄的信息,而在於其字形結構中所記錄的信息。 從根本上來說,甲骨文是契約文字,其基本字形結構直接繼承了契約時代的契約符號,包括結繩符號、書契符號和大人符號。當甲骨文造字者在使用這些契約符號去設計字形時,實際就是在構思一篇文章,當時的理念就是被注入到字形之中,其中就包括至關重要的『大一統』理念。 然而,甲骨文的這方面的價值至今依然未被世人發現,甚至壓根沒有認識到。 從傳統文獻上看,關於『大一統』的最重要討論有三處。一處就是首次直接說出『大一統』這三個字的【公羊春秋】,另一處在出自【孟子】,第三處則是【周易】的『同人』卦。 【春秋】經文的開篇便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將『王正月』解讀為『大一統』。
大一統思想-春秋公羊傳
『元年春』和『王正月』實則是兩套日期系統,『元年春』是魯國的,『元年』指的當時魯國國君的元年,即即位的第一年,此國君便是魯隱公,也是【春秋】中的第一位魯國國君。『王正月』則周的日期系統。 【春秋】本為魯國史,但日期系統卻記錄了兩套,在魯國自身的之外,又加上了周朝的,顯然表示對天子的尊重和服從。這同時也意味着當時的中國並無真正完全統一的日期系統,每國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日期系統。其記年是獨立的,只是在記日和記月上接受和遵循周國。 但是,無論如何,在日期系統上,已經實現了相對的統一,周國的日期在記月和記日系統被整個中國當成標準。而【公羊傳】將這一點解讀為『大一統』。也就是說,這個『大一統』,是基於日期系統的。日曆系統是技術上,而非政權上的,這裏實際上包含非常重要的歷史信息,當明白契約時代契約式的日期系統就會明白這一點。 遺憾的是,【公羊傳】本身並未對『大一統』的具體含義做進一步解釋。而後人的解釋,則是基於政權的,將集權和暴力專制當成『大一統』的必然元素。 也可以說,對『大一統』的誤解和曲解,恰恰就是從【春秋公羊】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