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主要作用

_{原题　刘金鹏：张岱年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主要贡献}

摘要：从哲学高度来探讨文化问题，这是张岱年文化思想的显著特点，也是他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问题提出精辟见解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张岱年深刻阐明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明确提出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对文化转型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为我们继续推进中国文化转型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张岱年；文化转型；社会主义新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张申府与张岱年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刘金鹏副教授〖张岱年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主要贡献〗一文，在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框架下揭示张岱年先生文化观的根本问题和主要贡献，认为张先生从哲学与文化互动角度思考中国文化之命运，『把社会主义新文化理解为中国文化的新统』，把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变革看作中国新文化的关键和核心，极富卓识深见。作为『直道而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文化创造主义』、80年代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这仍然是当代中国文化讨论的基本问题。此外，对张岱年先生文化观的探讨，还应继续关注其『天人新论』和〖文化通诠〗等早期文献。

_{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哲学史学会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杜运辉 博士}

自20世纪30年代起，张岱年高度关注和深切思考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问题，并从哲学的理论高度对此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张岱年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是实现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变革。据此，张岱年深刻阐明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根本问题和精神实质，为我们继续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张岱年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主要作用}

一、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所在。从根本上讲，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实是中国选择哪一种社会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十月革命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主题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从中国如何学习西方文化转变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如何抉择。可以说，正是主义与道路的抉择，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和建设方案。与此相应，中国社会在五四运动之后形成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政治派别和文化思潮对峙争雄的基本格局。

正是在此时代与思想背景下，张岱年开始了他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问题的哲学探讨。与其他人不同，张岱年首先关注的不是中西文化如何调和融通，而是中国文化今后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他明确提出：『我认为当前的中国文化问题之核心，已不是东西文化的问题，而是中国要建设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东方文化是封建文化，一般所谓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现在，已经不是在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之间调和依违的时候了。』¹508-509在他看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相应地，东西方文化论争的主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学习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如何调和融通，现在的问题是中国选择走哪一条社会发展道路_{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文化_{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由此出发，张岱年阐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张岱年比较早地在主义与道路问题上做出了正确抉择。早在1933年，张岱年已提出：社会主义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他说：『我觉得，现在要仍照样保持中国的旧文化，那是不可能的，但西洋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到了将被否定的日子。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要到来，中国必将产生新文化而成为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²154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不是走复古倒退的回头路，也不是模仿西方建立资本主义文化，而是自觉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原因在于，从社会发展规律上看，资本主义行将没落，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中国必须自觉主动地顺应世界历史潮流；从民族文化传统上看，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契合了中国文化的大同理想，顺应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张岱年强调说：『中国久以天下大同为理想，所以将来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创成，亦正是中国固有理想之实现。』²157自此以后，张岱年始终坚信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表现出明确而坚定的政治立场，从而确立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身份。

必须指出，上述结论是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独立思考、深入研究后所得出的，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向的论述高度契合。这不仅反映出张岱年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认同，同时也说明张岱年对主义道路与文化发展之内在关联有着深刻的理论自觉。正因为如此，张岱年当时虽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表达了一定认可，但他通过对宣言的阐发提出了『文化的创造主义』，明确主张要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从而在根本上划清了他与中国本位文化派的思想界限。张岱年提出：『「文化的创造主义」即是一方反对保守封建文化，一方反对全盘承受西洋已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之创造。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未具备以前，主张充分的作准备工作……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的创成。』²260-261在他看来，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改造和复兴。他强调说：『中国旧文化的改造，同时就是新文化的创成，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²156从此以后，在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张岱年始终主张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并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成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统一起来。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张岱年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构成了张岱年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的根本区别。

然而，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中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新文化呢？作为青年学者，张岱年对此虽无法做出科学合理的回答，却主张要自觉为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好准备。他说：『要之，中国现在必须踏入文化的新阶段，而处在现在世界环境之下，想建设成一健全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不可能的；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此时也不可能，然而却有可能之日。中国现在只有尽其力量求工业化、科学化，求达到西洋的水平线，同时却不要执着资本主义，而时时作转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²233换言之，就是要在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提高中国的工业化、科学化程度以期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以奠定向社会主义过渡发展的现实基础。他指出：『现在的中国，在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之前，只能是一个大过渡时代，在这大过渡时代，应能完成过渡时代的工作。现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必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准备工作。在现在，西洋资本主义文化中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东西，须一概介绍过来；中国过去封建文化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亦拔夺而发扬之。而旧封建文化之有害的残留，应努力予以廓清。』²260在此，张岱年明确提出：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形态上，是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与此相应，在文化上是要从封建文化转进为社会主义文化。这就决定了，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为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做好准备工作。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奋斗目标，一方面对中国旧文化进行总结和批判，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介绍和汲取，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精华进行综合和创造，据此而确立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主旨。

改革开放以来，张岱年对文化综合创新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文化的新统、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从而深刻阐发了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努力建立中国文化的新传统。』³209显然，所谓『中国文化的新传统』是相对于中国文化的旧传统而言。具体来说，中国文化的旧传统是指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所形成的中国文化，通常称为中国古代文化_{或中国传统文化}；所谓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则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所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它一方面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化，另一方面又区别于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期间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张岱年强调说：『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新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³253-254换言之，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继承和现代发展；它非但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对其优秀传统的继承发展。可以说，张岱年把社会主义新文化理解为中国文化的新统，这就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正当地位。

综上所述，张岱年始终是把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进而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为己任。

二、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和核心

从总体上看，张岱年的文化思想奠基于20世纪30年代，成熟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化转型发展问题上，他在20世纪30年代着重阐述的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才深入到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提出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问题。至此，张岱年形成了他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问题的总体认识和主要观点。

历史地看，张岱年提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问题，有一个萌芽发展、不断深化的演进历程。在30年代的文化探讨中，学界更多关注的问题是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别，以及从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_{即工业文化或工商业文化}的转变过渡。对此，张岱年当时并未做过多思考，他的相关论述也很简略。当时，他提出：『英哲罗素论西洋近代文化，曾举出四点，即力的崇拜，科学，工业，民主政治。我觉得中国文化似也可以四点说之，第一中庸的行为态度，第二人伦之注重，第三农业，第四士大夫统治……要之，中国文化是农业的文化。而西洋文化是工业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尚未进到工业时期的。』²230-231在此，以西方近代文化为参照，张岱年把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定位为农业文化，认为中庸态度、注重人伦、家庭本位、士大夫统治都是农业文化和农业文明的典型特征。在他看来，在中国社会从以农为本转变为以工商为本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变革。据此，张岱年初步提出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无疑地，中国文化之过去阶段已经终结，中国必踏入文化上的新阶段，那么，还要保持旧的特点吗？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可以说是农业文化的特征，中国今后，还能保持其农业文化吗？如必须进到新的工业阶段，还能保持农业时代的特征吗？中国文化中，是不是有些特点，并不只是农业文化的特点，而是一种根本的一贯的民族的特殊性征，在农业时代前就存在，在农业时代后仍可存在？』²232对此，张岱年当时未能做出具体的回答。他只是说：『中国文化是落后的，中国在步入新阶段，所需要即所缺乏者，其实太多。西洋文化的大贡献，如科学、工业、集团生活、「力」的思想，都是中国所需要的，中国对之皆当迎头赶上。不当只是取过来而已，更当加以发展使带着中国的特色；也即，对于世界的科学、工业等，中国不当只是个模仿者，而且也是一个创造者、促进者，中国应有其值得西洋采取的独创的新贡献。』²233换言之，中国要深入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优长之处，发展科学技术，推进工业化，在价值观上要注重集体、崇尚力量。由此可见，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已触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文化的变革问题，初步认识到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必然伴随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自我革新。

『文革』结束后，张岱年在学术思想上青春焕发、老当益壮，积极参与到当时的文化大讨论，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张岱年明确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思想观点，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也承认传统文化自身有不少弊病缺失亟须矫正。他指出：『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实际上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习惯与现代化的冲突。』³149在他看来，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尊官贵长的陈旧传统与民主精神的冲突，二是因循守旧的陈旧传统与革新精神的冲突，三是家庭本位与个性自由的冲突，四是悠闲散漫习惯与重视纪律、效率的冲突。张岱年认为：『所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虽然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农业社会的旧习与工业建设的要求的矛盾，二是官僚政治的遗风与民主法制的矛盾。』³160由此出发，张岱年提出了思想观念的变革问题，以利于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中国文化转型发展。

张岱年深刻指出：『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又已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然要有一次相应的变革。在思想观念的变革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文化生活中，指导人们的行为活动的，首先是价值观；制约人们的认识、学术的，主要是思维方式。时至今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已经非常显著了，到了一个必须变革的时候了。』³172这就意味着，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根源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只有实现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才能打破旧观念、旧习俗的束缚和限制，建立起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从而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建成社会主义新文化。张岱年强调说：『现在要创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就是改变价值观，建立新的价值观；改变思维方式，建立新的思维方式。这就要对过去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思维方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正确的认识，才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³194-195即是说，必须从哲学的理论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批评性的分析和考察，辨别区分其中的糟粕部分和精华思想，以利于发掘和阐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避免陷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误区。因而，张岱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特点与缺陷进行了深刻反省。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不足是缺乏民主传统，未能产生近代实证科学。对此，他明确主张要坚持以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进行自我革新。

在价值观方面，张岱年不仅批判了强调等级特权、扼杀个性自由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还否定了个人至上、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明确主张建立社会主义的、群己合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他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新文化的发展的关键在于价值观的批判继承、革旧立新。』⁴13即是说，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关键在于实现价值观方面的破旧立新和重新构建，这就意味着必须对中西方的价值观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分析和改造。张岱年认为：『价值观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个人与群体_{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⁴15因此，他主张围绕着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来开展价值观的批判与重建工作。在他看来，在群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以家庭_或家族为本位，维护等级特权，忽视个性自由，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观念是宣扬个人主义、自我至上，不免陷于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因而，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思想，还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都不合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张岱年明确提出：『封建时代的等级特权的价值观早已过时了；资产阶级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也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我们要建立以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为标准的社会主义价值观。』³176在他看来，只有社会主义价值观才合理地解决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不仅坚持了集体至上的价值原则，还肯定了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正当利益，从而实现了群体与个人的和谐统一。因此，他主张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等级特权观念。张岱年强调说：『我认为「自我中心」这是资产阶级原则，可以参考，不能效法。我们应该是「社会本位，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提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是我们的原则。价值观是应该改造了，把「重义轻利」的偏向去掉，但也不能重利轻义，应该是正确地解决公与私的问题，正确解决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关系问题，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提倡共产主义道德，这才是我们的最高原则。我们的价值观应当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³197-198与此相应，他主张对传统道德进行批判继承，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他指出：『现在建立新时代所需要的新道德，要正确解决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的问题，对于三纲，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对于五常八德应加以分析抉择。我们应确立新三纲。我认为，我们今天必须肯定的三个基本原则，₁爱国主义；₂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该是今日必须确立的新三纲。』⁵427总之，在价值观方面，张岱年主张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以集体主义、群己合一为根本原则，批判和反对等级特权与个人主义。

在思维方式方面，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优点是长于辩证思维，注重从整体上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然而，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因过分注重直觉而不太重视分析，使得中国未能产生出近代实证科学。他强调指出：『辩证思维是中国的长处，直觉就不一定是长处，它缺乏分析，中国的分析方法不发达。我们的思维方式，要保持、提高辩证思维的长处，可是要补上分析方法。中国的分析方法从古以来就很落后。』³199在他看来，分析方法的缺失，使得中国文化在科学和理性方面的发育不够充分，导致思维上的笼统模糊、含混不清，缺乏明确性和条理性，从而导致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鉴于此，张岱年主张：『在创建中国新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致力于思维方式的变革更新……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必须肯定的，我们应该致力于传统哲学辩证思维的提高与改进，致力于辩证思维的进一步条理化……中国传统哲学中，亦非完全没有分析思维，但只是初步的、简略的。我们应该大力学习西方的分析方法，致力于分析思维的精密化。一方面，致力于辩证思维的条理化，另一方面，致力于分析思维的精密化。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思维方式的改进，应是进一步实现辩证思维与分析思维的统一。』³421这就是说，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汲取逻辑分析方法的优点，以分析方法为基础，实现分析方法与辩证方法的相统一，从而改善和优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张岱年还批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古崇圣、轻视创新的经学思维，认为经学思维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创新活力。他不仅高度赞扬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著名论断，还深刻反省批判了经学思维的典型特征和主要流弊。张岱年指出，经学时代始于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经学思维的主要特征是以解释儒家经典为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以经典著作为权威和真理标准，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敢有所批判和创造；在经学思维影响下，崇拜权威、是古非今、述而不作，以经典注疏为学问，缺乏怀疑批判、自主创作的理论勇气，遂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显著特征。从汉代到清末，中国文化和学术长期处于经学时代，经学思维的盛行严重地限制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致使中国近代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上落后于西方。鉴于此，张岱年不仅批判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经学思维，还批判了孔子『述而不作』『好古敏求』思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他指出：『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之下，汉代经学、宋明理学以及清儒的考据之学，都没有表现创新的精神，既不致力于自然界的新探索，亦不鼓励生产工具的新创造。』³121正因为如此，张岱年高度肯定了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促进思想解放方面的重要历史作用，认为它『开辟了文化建设的新纪元』³537。与此相应，他强调指出：『我们要打破经学的思维方式，发扬创造性的思维，改变「述而不作」的传统，努力于新的创造。』³421事实上，注重创新、坚持创造，这不仅是贯穿张岱年学术思想活动的根本原则，也是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根本宗旨。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就提出：『凡创造的综合，都必对于所综合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展而综合之，同时并有所创造以为主导的因素，绝不是各取其半的调和。』²257即是说，综合只是创造的基础，创造才是综合的目的和归宿。因而，他所讲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绝不是什么调和折中论。由此可见，批判经学思维、追求创造创新，实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的来看，基于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张岱年提出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问题，以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样一来，他就抓住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偏颇与缺陷作了深刻的反省批判，从而对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三、张岱年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贡献与启示

作为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张岱年对文化问题的探讨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对于中国文化，我主要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哲学思想是文化的核心，起着重要的作用。』³445基于哲学的视野和洞察力，张岱年深刻阐述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根本与重心：一是确立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二是把握住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可以说，张岱年对文化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往往反映了他在哲学探索和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理论成果，这是他在文化问题上卓有建树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问题做出重要贡献的关键所在。

首先，来看文化转型发展的方向问题。自『问题与主义』论战以来，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就面临着两种制度与两条道路的选择问题。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是探讨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文化转型发展时所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对此，自由主义与西化派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效法欧美、走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学习苏俄、走社会主义道路。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有些态度暧昧，力图回避道路问题。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只讲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不谈主义与道路问题。在〖新事论〗书中，冯友兰明确提出：『中国现在最大底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至于政治上应该实行底主义是跟着经济方面底变动而来底。』⁶306在此，冯友兰以工业化是当下最紧迫的事情为由，回避了中国应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和现代化道路的重大问题。后来，他承认：『我在40年代谈中国的工业化，其目的是企图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⁷220这充分说明：主义与道路问题，确实是探讨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发展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根本性的、基础性的重大问题。相比之下，张岱年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坚持中国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明确提出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从而与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文化方针相契合、相一致。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其次，来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问题。经过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化讨论，人们逐渐认识到：从根本上讲，中西文化的不同是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差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着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变发展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根源于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直面并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对此，胡适、陈序经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文化的激进主张，冯友兰、贺麟等人主张建立现代新儒学，力求实现中国文化转型发展与保持发扬民族性的统一。在〖新事论〗书中，冯友兰指出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阶段，他主张中国要在科学、工业上学习西方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在道德和价值上要沿袭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从而陷入了『中体西用』论的误区。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贺麟提出了思想道德现代化的问题，主张要对杨墨思想和功利主义进行新评价，以汲取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合理精神，从而建立与现代化建设和工商业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新观念。冯友兰和贺麟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代化进程中思想观念的大变革问题。然而，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身份和儒学中心论的宗派立场，决定了冯友兰、贺麟等人对此问题的探讨并不彻底，反而陷入了『中体西用』、儒家思想伦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思想窠臼。

相比之下，张岱年结合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明确提出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问题，从而深刻地把握到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针对传统文化的偏颇与缺失，他主张要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批判汲取中西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他说：『建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第二点是要正确认识、正确对待封建时代的文化传统；第三点，最重要的是要摄取西方近代的成就。……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应当坚持三个原则：民主、科学、社会主义。』³193-194简言之，民主、科学与社会主义相统一，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新文化是现代化、民族性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革新和现代发展，是建立在充分汲取西方文化优秀成果和批判继承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对此，张岱年又将其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张岱年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本质所在。他提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多次转变，而近一百多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大转变的时代。时至今日，这次文化大转变的性质更加明显了。可以说，20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大转变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变革创新的时代。』³124在他看来，19－20世纪是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变革创新、走向复兴的过渡时期。张岱年深信，经受了现代化的洗礼后，中国文化必将经由变革创新而迎来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晚年时，他指出：『二十一世纪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即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兴起。』⁴140事实上，谋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贯穿了张岱年的学术生涯；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把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与实现中国文化复兴视为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由此可见，张岱年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始终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根本特征，这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要表现，也是他区别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关键所在。

必须指出，张岱年对中国文化转型发展问题的论述，充分反映了他重构中国哲学、进而复兴中国文化的学术主张。张岱年始终认为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强调要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必须要有一种切合现实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能够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新哲学。他说：『尤其在中国现在，国家与文化都在存亡续绝之交……在此，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的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在此时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的。』²237为此，他提出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的新哲学构想，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结合在一起。具体来说，在哲学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传统相结合，在方法论上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方法相结合，在人生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础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刚毅进取、自强不息、追求理想人生的优良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张岱年对变革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论述，实际上是重申了他在20世纪30－40年代所提出的重建中国哲学的伟大构想。

进一步讲，所谓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其实就是哲学形态和思想内容的转变，亦即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事实上，张岱年正是从重建中国哲学的角度出发，来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长短得失，进而把握到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这就意味着，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问题，必须从哲学的视野和高度来切入；而要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就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创新发展。可以说，这是张岱年在文化问题上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最深刻的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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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¹ 杜运辉.张岱年集:上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

²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³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六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⁴ 张岱年.晚思集[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⁵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⁶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四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⁷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