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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疾风知劲草，大潮退去才知谁在裸泳。此次空前的瘟疫，对当前的中国已经构成空前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则对相关各方的成色进行了一场真刀实枪的检测。谁是英雄劲草，谁是草包裸泳者一目了然。
战“疫”依然在继续，这场对中国社会的大检测依然在继续。就目前的情况看，以钟南山、李兰娟等领衔的医护人员经受住了检测，是劲草，是英雄，但是国家疾控中心、武汉病毒所相关的科学家们则未能通过检测。 中医药是应对疫情的唯一有效抑制措施
通过这次疫情检测，这些科学家的行为所暴露出的最严重的问题，倒不在专业能力上，当然专业能力可能也有问题，而是在道德品行上。
这些被国家给与极高地位和丰厚待遇的科学家们，却对国家利益、人民的疾苦毫不关心，麻木不仁。大疫当前，不去积极研判疫情，寻找有效的防控办法，反而去抢数据，跑到外国的期刊上发论文。面对公众的质疑和指责，不但没有丝毫悔意，反而气急败坏，泼妇骂街。更有甚者，堂堂的正厅级的科研机构居然成为裙带关系筹码。
为此，在举国抗疫的关键时期，科技部甚至不得不发文劝诫：“各项目承担单位及科研人员要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要树立大局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主动担当作为，以‘功成不在我’的胸襟，发挥集智攻关、团队协作的优良传统，及时汇交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实验数据”。
科技部文件似乎只是揭开中国科学界败德之冰山一角。从这次疫情看，科学家的道德败坏、“德不配位”已经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已经不是个人问题、局部问题，而是国家问题、系统问题。在这种局面下，科学职位选拔上的品德、品行考核问题在舆论中凸显。
这就涉及到文明发展史上，也是在学术史上一个深层而根本的问题：道德与科学关系的问题。
而关于对道德与科学关系的认知，现代的学术界是很成问题的。这些问题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现代学术道德、科学这些概念，极其相互关系的认知，都是基于西方文明的，尤其是基于近现代西欧文明，或者说，是站在西方文明的参照系中来看待这些问题的，以西方文化的标准来评判这些问题的。中国文明的参照系，中国文化的标准则被武断地排除在外。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就是器与道的关系
就中国而言，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民国之后，就开始彻底否定中国自身的文化，认为其是落后的、过时的，理应和注定被淘汰。最著名的口号就是鲁迅的“不读线装书”、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在这个局面之下，中国的学术系统开系统性地引入西方学术，导致中国当下的学习系统在范式上是西方的，在学术和文化的评价标准上，也自然选用了西方参照系和西方标准。
第二个层面是，在西方内部，或者更精确在现代的欧美，在对道德与科学关系的认知上，则是以后来出现的科学意识形态为参照系和标准，而武断地将基督教排除在外。
事实上，科学意识形态的形成，是19世界中期的事。这个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发现”进化论的达尔文与教会的大辩论，达尔文声称人是由猴子逐渐进化而来，是“客观”、“科学”的进化率创造了人类，极力否定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
现代文明、现代学术的核心和基石就是科学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成为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民国时期中国系统性引入西学之后，科学意识也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科学意识形态在西方和中国的出现的时滞是非常短的，相差不过几十年。
在西欧，科学意识形态是在否定基督教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是砸烂上帝后的产物。因此，科学意识形态就认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是落后的。而基督教则是西欧的传统，科学则代表现代，这样就形成传统落后，现代先进的观念。
西方，直至一神教的出现，才有了个人道德的观念。上帝是道义、正义的承载者，是“神以载道”，人本来没有道义，是没有道德的罪人，但是，通过信仰上帝，就可以获得道义、正义，从而可以拥有道德，成为一个“义人”、“善人”。这是一神教的核心要义所在，基督教称之为“因信称义”。
在一神教中，道德就是对神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可以为个人提供心灵的动力和归属，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
总之，宗教问题就是道德问题，道德就是对神的信仰，就是信神，没有信仰、不信神，就是没有道德。
现代的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之所以要反对宗教，原因在于，基督教的形而上学性，认为全知全能的上帝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因此，学习知识就是对神进行信仰，而不是对经验的学习。即基督教是否定现世的，否定对经验的学习。而科学则是基于现世的，基于对经验的学习的，尤其是基于“实验”。
毫无疑问，在一神教中，对上帝进行形而上的神话性虚构，是其败笔，但是，这绝非意味其一无是处，而是包含着极为最重要极为宝贵的东西，就是道义、道德本身。
事实上，是可以按中国“文以载道”、“以神道设教”的思维和原理，对基督教的上帝进行分解、分离的。
“以神道设教”来自《周易》“观卦”，“观”有两个主要义项，一个是自己去观察，另一个则是设计、陈列东西让别人去观察。三代时期的祭祀礼仪，也属于宗教制度，就是后一义项的“观”。在位者设计出来，以给老百姓观看。而给老百姓观看的目的，则是对其进行教化。即将礼乐制度当成教化、教育的手段。这就是“以神道设教”。
也就是说，中国的古人很明白，宗教的神学设计，只不过是一种教化工具，让老百姓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可以说是“神以载道”，也是“文以载道”。“神”其实就是一种“文”，也是一种器。
这样一神教的神，就包括两个部分：文的部分和道的部分。文的部分就是神学设计，包括神灵的形态，是神学的、神话的，也是形而上的，当然也是虚构的、虚设的。道的部分就是道义、正义，也是中国儒家所讲的“义理”。
如果对神做出这样的分解、分离，就可以发现，在神的两个构成部分中，作为载道工具的神学设计部分，是迷信的、错误的、落后的，也可以说是骗人的。但是，对于道义本身、义理本身，则是正确的，而且是弥足珍贵的。
因此，对基督教就不能全盘否定，而只能否定其神学的部分，而应该保留下其道义、道德的部分。
但是遗憾的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却将上帝、将基督教彻底、全盘地否定了，不仅否定了其迷信的神学部分，而且否定了其中的道义、道德部分。
这样，科学意识形态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去宗教化、去迷信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去道义化、去道德化的过程。即科学是“无道”、“无德”的，是“不道”、“缺德”的。
科学之所以反对和否定道义、道德，其根源是，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中，道义、道德一定是与宗教绑定在一起的，一定是和神绑定在一起的，要反对迷信，就必须否定虚构的神，而要否定虚构的神，也必须连道义、道德一起否定。 道德与宗教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无法做到对神进行“文以载道”式的分解分离，因为西方文明缺乏“文以载道”思维，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之所以如此，原因又在于，西方文明未能出现中国一样的独立的“道义”、“义理”的概念，独立的“心性”概念，道义、义理的独立源自心性的独立，道义、义理不过是人心的基本属性。这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心即理”、“性即理”。
人心是人的思考认知器官，也是虚拟的、抽象的，是对人的思考认知活动的抽象。这就是孟子说的：“心之官则思”。在具体表现上，道义、道理也就表现是人的共识性意念、意志。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同然”。
总之在中国传统看来，道义、义理不是外在于人心的，而是内在于人心的，而且是生而有之的，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
人要获得对道义、义理的认知，就不是向外索求，不是从外向内地注入知识，而是认识和体悟自己的内心。因此《大学》“八条目”前四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关键在于“诚意”，就是认知、体悟自己内心深处的最真实的想法，排除一切的外在干扰。
也就是说，儒家认为，认知道义、义理，是通过学习来实现，而这个学习的过程，恰恰是通过做事、事件来体悟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即“诚意”。
“格物”就是做事，就是通过经验积累，在经验中感悟、体悟，相当于科学系统中的“实验”。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儒家学术的核心也是道义、道德，从实质上来说，与一神教是一致的。只是，比一神教“高级”和“先进”的是，儒家的道义、道德是以真实的心性为基础，以现世的经验为基础，而一神教则是以虚构的神灵为基础，以虚构的来世和天堂为基础。
但是，在民国之后，中国在日本的误导下，而以传统的儒家学说为落后，以科学为先进，从而讴歌科学，而践踏儒学，践踏道义和道德。日本则是受到了西欧的误导，因为现代的西欧就是讴歌科学，践踏基督教，践踏道义和道德，而认为要引入科学，也必须践踏道义和道德，而当时日本的道德形态则是儒学的，而非基督教的。这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发生的事。
由于科学是反道义、道德的，其本身也是缺失道义、道德的，而是纯粹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广义上的，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也包括确定性的数理的、物理的、化学的效果。追求物质利益是求利，追求某种数理的、物理的、化学的效果也是求利。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其实就是“利学”。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从人性来看，人类生活的重心不是“利”，而是“义”。“义利”之辩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合理的“义利”关系应该是“义本利末”、“义体利用”，重义轻利。
既然道义、道德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重心，这就意味着确实道义、道德的科学，是不可以独立存在的，不可以独立支撑社会的运行的。必须有另外一种能够提供道义、道德的系统存在。
所以，自19世纪中期科学在欧美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以来，以及自20世纪初期科学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以来，尽管科学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也努力地反对道义、道德，在欧美是反对基督教，在中国是反对儒家，但是，却没有能力真正将其消灭，基督教依然普遍地存在，而儒家的基本原则也依然在中国坚实地存在。
在欧美基督教依然是民间的主要信仰，而在中国，儒家的实际的社会实践中被贯彻着，包括解决实践和政治实践。
这样，当今世界的社会，无论欧美，还是中国，实际上被割裂为两个部分：学术界和实践界。在学术界，所信仰的是科学，反对和排斥道义和道德，也是“无道”和“缺德”的，而实践界，则是继续奉行基督教和儒家的基本原则，尊重道义和道德，是“有道”和“有德”的。
在学术界中，那些极端主义者，那些与社会实践想脱离者，就成为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者，成为唯利是图者，成为道德败坏、麻木不仁的无道无德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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