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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甲午戰爭中中國（滿清）慘敗給日本之後，『救亡圖存』、拯救中國就迅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訴求、主流觀念。這種訴求和觀念，可以統稱為『救國論』。 正是在救國論的壓力下，甚至可以說是救國壓倒一切的情況下，中國社會開始發生巨變。從短命的戊戌變法，到流於表層的辛亥革命；從全盤西化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的新文化運動，再到受俄國影響而引入馬克思主義、組建共產黨；從大躍進、農村合作社、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最終，中國成功實現了經濟的崛起，實現了『硬實力』的崛起，從昔日被列強凌辱的對象，變成今天世界『唯二』的新『列強』。
救亡圖存催生的西化浪潮
毫無疑問，救國論是一種偉大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懷，也是中國成功實現從昔日之列弱到今日之列強蛻變的基本動力。這種精神和情懷怎麼去讚揚，怎麼去謳歌都不過分。秉持這種救國、愛國情懷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也當然是偉大的，他們偉大的人格和事跡理應載入青史，世代傳揚。 但是，在中國已經成功崛起的今天，回顧和總結中國近現代史的成敗得失，就會很容易地發現，救國論中存在巨大的缺陷，其中還包含着『辱國論』，甚至『滅國論』，是救國與辱國和滅國並存，在經濟軍事硬實力上救國，但卻在文化上辱國、滅國。 也就是說，甲午以來，尤其是辛亥以來，導致中國發生巨變的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從國民黨領導的到共產黨領導的，實際上具備兩面性，在經濟、軍事上的救國性和文化上的滅國性。我們必須能夠識別這種兩面性，意識到這種兩面性的存在，才能正確認識和理解中國近現代史，才能正確認知和理解當下之中國社會，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全面的、整體的崛起，實現中華民族的真復興。 救國論的根本缺陷在於，把中國整體上當成一個他者，而且是一個虛弱的、落後的，甚至行將死亡的他者，而拯救中國的革命者則是中國之外的另一方，他們是非中國的，也是進步的、充滿活力的。中國是一位衣衫襤褸的乞丐，而拯救中國者則是家境殷實的慈善家。 事實上，如果真正理解整部的中國歷史，就會發現，抵禦外敵入侵，保家衛國，並非近代中國的新生事物，而是在黃帝之後的中國歷史中一直存在，成為中國自身，成為文化自身的核心要素。但是這種抵禦外敵、保家衛國的傳統應該稱之為『衛國論』，與甲午之後出現的『救國論』有本質不同。 中國中就包含着衛國論，中國文化中就包含着衛國論，同時，衛國論也是。家國情懷、保家衛國精神，是中國人的核心精神之一，也是中國文化內核之一。在衛國論中，中國不是衛國者的他者。 黃帝戰蚩尤是在保衛中國，周穆王和管仲齊桓公伐犬戎是保衛中國，衛青霍去病追擊匈奴是保衛中國，岳飛楊家將抗擊北遼是保衛中國，林則徐虎門銷煙，以及由此引發的鴉片戰爭和洋務運動，甚至包括義和團是保衛中國。當然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更是在保衛中國。 中國與其他任何國家不同，甚至與其他任何文明也不同，其存在在整個人類歷史中是鶴立雞群。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家，而且也一個文明。而作為一個文明，中國文明是人類史唯一一個自產生起就一直保持連續存在的文明。
中華文明生生不息
從易經出現的伏羲畫卦時代，一直到當下已經成功實現工業化、經濟化的當下時代，中國文明的精神內核一直存在，支撐着中國的存在和中國歷史的延續。變化的只是外在的技術水平和具體的社會治理方式。 事實上，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孔子已經對中國文明的存在狀態做過深刻總結。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損益』，就中國文明在歷史存在中的變化因素，包括社會治理方式、技術水平等；『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則是中國文明在歷史存在中的不變因素、永恆因素，就是中國文明的精神內核，以及基於此精神內核的制度內核。 因此，完整的中國，真正的中國是一定要包含中國歷史的，一定要包含中國文明的精神內核和制度內核的。時代可以變遷、朝代可以迭代、生產方式可以變革、具體的治理方式和社會制度可以變化，但是中國文明的精神內核和制度內核則是永恆的。 有意識地保衛中國文明的內核，包括精神內核和制度內核，就是中國文明的精神內核之一。唯有中國文明形成獨立的『文明格』、『文化格』，而且這種獨立的『文明格』和『文化格』又與獨立的『人格』密切相關，是人格的自然延伸，甚至合二為一，文明格就是人格。 既然中國的文明格、文化格又與人格二合為一，也就意味着唯有中國文明存在獨立的人格。人是什麼？就是心性，就是義理。獨立的人格就是獨立的『心性格』、『義理格』，人是獨立的心性人、義理人。 所謂獨立的文明格、獨立人格，就是不僅文明內核、人格內核是存在的，而是明確意識到其獨立存在，而且有意識地去保障、捍衛其獨立的存在和自由的發揮。如果有外部力量去破壞自己的文明格獨立和文明格自由，去破壞自己的人格獨立和人格自由，那麼所有的具備人格獨立和文明格獨立的中國人，都會起身抗擊，這就是『衛國論』的要義所在。 從『國』的甲骨文本義來看，所指代的正是中國文明的存在狀態，包含着中國文明格，即中國文明內核。中國文明的精神內核和制度內核是什麼？精神內核就是仁義、義理、道義，而制度內核則是基於仁義、道義的原始契約制度。甲骨文『國』的字形就是表達這種契約制度。
仁義道義
【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結繩和書契是最早的兩種契約形態，先有結繩，後有書契。這兩種契約形態的機制基本相同，典型的結繩是一對打着繩結的繩子，書契則是刻有契齒文的小木片。『上古結繩而治』就是契約而治，堯舜之前的三皇五帝時代，中國尚無政府，但是卻存在和平有序的社會秩序，通過契約而實現，因此，也可以稱之為契約社會。 從甲骨文看，『國』、『域』、『或』三者同字，其字形含義為，使用結繩的這種契約形態的區域。具體考釋過程這裡從略。也就是說，甲骨文『國』字形所描述的就是契約社會，所側重的就是精神和制度，即中國文明的內核。 因此，在中國歷史中，『國』所指代的就是中國文明，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所謂的主權國家。現代國家的概念，是近現代的西歐人所搗鼓出來的概念，是基於利益的，基於民族、種族的，所維護的是某個或某幾個民族的狹隘利益，而缺乏中國之『國』所包含文明內核和人格內涵。 然而，甲午戰敗之後，中國在日本的影響下，開始系統性地接受西方文化，其中就包括國家的概念，把現代西方主權國家的概念當成國家的標準。其本來所存在的獨立的文明格、人格內涵，被無情、無知地拋棄；其本來所存在的與中國歷史的緊密聯繫，也被無情、無知地切斷。 一旦，其中的文明內涵、人格內涵被拋棄，其與歷史的聯繫被切斷，將『中國』硬生生地閹割成一個現代西方式的主權國家，那麼國家便成為沒有文明、沒有歷史、沒有人格利益集團，只講赤裸裸的利益，而抵制任何的仁義、道義，抵制任何的心性、義理。 更有甚者，辛亥以來，在日本的影響下，中國興起一股徹底否定中國歷史和文明，主張全盤西化的風氣，其高潮就是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中所包含的文明和歷史內涵，就不僅僅是拋棄和切斷的問題，而是徹底否定，甚至惡毒地攻擊。譬如，魯迅說中國歷史就是『吃人』史，將中國遭遇西方列強的原因說成是中國文化的落後，說什麼『落後就要挨打』。 從文明內涵和歷史聯繫上來說，即從『中國』一詞的核心內涵上說，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的確死亡了，但是，中國人都是文明上、歷史上的亡國奴。但是，導致中國滅亡的，並非西方列強，恰恰是打着『救國』旗號的革命家們。 歷史地看，自黃帝以來，中國周期性地遭遇外來文化的衝擊，這些衝擊都是伴隨着武力入侵，因此，周期性抵禦外來的武力入侵和文化入侵，已經成為中國文明的存在方式。鴉片戰爭以來的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入侵，不過是5000千年來中國歷史的正常延續，不過是眾多歷史循環中的新的一次，眾多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中的其中一次，僅此而已。 如果真正理解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就會對其延續和存在擁有絕對信心，作為一個文明，中國不可能被任何外來侵略所消滅，套用毛主席一句話就是：任何外來侵略都是紙老虎。 因此，甲午之後所出現的『亡國論』，以及與之相伴的『救國論』，都是偽命題，都是杞人憂天的淺薄無知之論。中國的確遭遇了嚴重的外來入侵，的確遇到很大的麻煩，但是絕不存在亡國的問題，絕不存在拯救中國的問題，而只存在如何抵禦外來侵略的問題。 即只存在『衛國論』，不存在『救國論』，兩者有本質的區別。在黃帝以來的『衛國論』中，中國的核心內涵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保衛中國就是保衛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但是，甲午以來受西方刺激和影響所出現的『救國論』中，中國並不包括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認為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是導致中國即將亡國的根源。 既然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被當成中國亡國的根源，那麼打倒中國文化、割裂中國歷史，就成為『救國論』的革命任務之一。既然中國文化是淪落的，需要被打倒，那麼也只有西方文化能夠拯救中國了，因此，『救國論』必然地包含着文化上的西化，即必然地包含着文化上的『辱國論』、『滅國論』。 也可以說，『救國論』是甲午之後所開發出的一劑西藥，目的是治療中國面對西方入侵時的連續慘敗症。藥效的確很明顯，但是卻有嚴重的副作用。救國論在拯救主權上的中國的同時，卻在殺死文化和歷史上的中國。 但是，以往我們只看到『救國論』的正面療效，而忽視其嚴重的副作用。當中國成功實現經濟和軍事崛起時，救國論所帶來的副作用就愈發明顯、愈發嚴重。 重建文化自信，實現中國的真復興，核心任務就是消除救國論的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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