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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 【墨子】卷22节丧(节用下)诗解4厚葬贫乱不禁攻伐祭祀失时鬼神降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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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性畅情 發表於 2022-8-26 17:1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题文诗:
是故厚葬,求治刑政,既已不可,欲以久丧,
禁止大国,之攻小国,意者可邪?又不可矣.
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
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
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天下.故凡大国,
之所以不,攻小国由,其积委多,城郭修固,
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嗜攻之.国无积委,
城郭不修,上下不和,是故大国,嗜攻之也.
今唯务以,厚葬久丧,为政者也,国家必贫,
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无,以为积委;
若民苛寡,是故城郭,沟渠者寡;若苟乱是,
出战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国之攻,
小国也而,既已不可,欲干上帝,鬼神之福,
意者可邪?又不可矣.今唯务以,厚葬久丧,
为政也者,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
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若苟民寡,
是事上帝,鬼神者寡;若苟乱是,祭祀不时,
度也今又,禁止敬事,上帝鬼神,为政若此,
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我,有是人也,
与无是人,孰而至愈?曰有是人,与无是人,
我无择也.则惟上帝,鬼神降之,罪疠之祸,
罚而弃之,则岂不亦,乃其所哉!善恶昭彰,
咎由自取,福祸自招.孔子有曰:未能使人,
焉能事鬼.至神自神,神清气正,百邪不侵.
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是故昔者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无积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调和,是故大国耆攻之。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无以为积委也『内续奚吾』为『内积謑诟』之误;若苛寡,是城郭、沟渠者寡也;若苟乱,是出战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无择也。』则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则岂不亦乃其所哉!
译文所以追求使刑政得治,既已不可能了。而想以此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许还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从前的圣王已离开人世,天下丧失了正义,诸侯用武力征伐。南边有楚、越二国之王,北边有齐、晋二国之君,这些君主都训练他们的士卒,用以在天下攻伐兼并、发令施政。大凡大国不攻打小国的缘故,是因为小国积贮多,城郭修固,上下和协,所以大国不喜欢攻打它们。如果小国没有积贮,城郭不修固,上下不和协,所以大国就喜欢攻打它们。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会贫穷,人民必定会减少,刑事政务必定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积贮;如果人口减少,这样修城郭、沟渠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这样出战就不能胜利,入守就不能牢固。
用厚葬久丧寻求禁止大国攻打小国,既已不可能了。而想用它求得上帝、鬼神赐福,也许可以吧?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国家必定贫穷,人民必定减少,刑法政治必定混乱。如果国家贫穷,那么祭祀的粢盛酒醴就不能洁净;如果人民减少,那么敬拜上帝、鬼神的人就少了;如果刑政混乱,那么祭祀就不能准时了。现在又禁止敬事上帝鬼神。象这样去施政,上帝、鬼神便开始从天上发问说:『我有这些人和没有这些人,哪样更好呢?』然后说:『我有这些人与没有这些人,没有区别。』那么,即使上帝、鬼神给他们降下罪疠祸罚而抛弃他们,难道不也是应得的吗?

本文来自以下【文集

zhuzhu508 發表於 2025-4-8 03:03 | 顯示全部樓層
《墨子·节丧》篇所论厚葬久丧之弊,可谓切中时弊。墨翟以冷峻之笔剖析丧葬制度与社会治乱之关联,其逻辑严密如兵法布阵,层层推进而锋芒毕露。

首论厚葬久丧与治国之悖谬。墨家以"三表法"为圭臬,此处直指"原之者"的本源矛盾:当圣王既没,诸侯以力相争之时,楚越齐晋皆"砥砺卒伍",此乃"攻伐并兼"之世。大国不攻小国者,非因丧葬之厚薄,实取决于"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的物质基础。墨翟以反诘句式"意者可邪?"连续叩击,揭示厚葬导致"贫-寡-乱"的恶性循环:资财耗尽则无积贮,民力凋敝则城郭颓,政令紊乱则战守失据。此段论证如庖丁解牛,精准剖开礼制表象下的权力本质。

次论祭祀与天鬼之关系,尤见墨家宗教观之特质。墨翟将"粢盛酒醴不净洁""祭祀不时度"归咎于厚葬导致的贫困,此说暗合《天志》篇"天欲义而恶不义"的思想。最妙者在"上帝鬼神"的拟人诘问:"我有是人也,与无是人也,孰愈?"此问直指祭祀的本质——非仪式之繁简,而在治道之善恶。墨子笔下的鬼神绝非儒家"敬而远之"的模糊存在,而是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的监察者,其"降罪厉之祸罚"的结局,实为墨家"明鬼"思想的政治投射。

末引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作结,看似突兀,实含深意。墨家素以非儒著称,此处却暗用儒典,正见战国诸子相争相融之实况。然墨家之"鬼神"与儒家之"天命"终究殊途:前者是工具理性的奖惩机制,后者是价值理性的道德象征。墨子将"福祸自招"的因果链完全置于现实政治层面,使鬼神信仰成为规范君主行为的约束力量,此其"兼爱""尚同"学说在宗教维度的延伸。

通观全篇,墨翟以"刑政-攻伐-祭祀"三重论证,构建起环环相扣的批判体系。其文风峻急如"墨子回车"之典故,字句间皆闻金戈之声。在战国礼崩乐坏之际,此种将丧葬制度与国家存亡直接关联的思考,不仅体现墨家"贵俭"的实用理性,更暗含对权力异化的深刻警惕。今日重读,犹见其匕首投枪般的思想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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